□袁诹 13日晚，北京同仁医院急诊走廊，来京找工作的37岁齐齐哈尔人王建民因无钱治病，在嚷着“疼、救命”声中死去。事前，120救护车曾两次送王到该院。但该院以“检查没有生命危险，不是见死不救”为由，拒绝给予治疗。该院事后解释，13日中午发现其病情加重，考虑垫钱给予救治，却找不着他人了。即使这个解释属实，也还是难以弥补之前拒绝救治的过失。
一个人的生命，在医院的走廊里消逝了，没有任何救治，就因为他没钱。医院知道自己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当病人生命垂危时，没钱也要治，但如果医院每次都垫钱给患者治病，医院也承受不起，这也是一个实际问题。所以，在经济杠杆的作用力下，他们的诊断完全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向“没有生命危险”倾斜，以便心安理得地作出“没有必要先垫付药费给患者治病”的决定。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心理问题”，这个“心理问题”与其说是医院的，不如说是社会的，与其责令医院解决，不如考虑由社会解决。
在医院的经济利益与人道主义的矛盾中，我们实在没有多少一味要求医院作太多牺牲的理由。因此妥善的解决办法唯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救死扶伤基金，用于应对突发性的人道主义需求。在此条件下，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应该得到相应的疏导和训练，无条件地抢救一切应该抢救的濒危病人。事后医院可以从这笔基金补回损失。基金的来源则可向全社会多渠道征集。我想，在一个已经出现宠物医院的社会，决不应该集不起一个救死扶伤基金，决不应该再出现被拒绝救治而死在医院走廊里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