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从胡适，方有周汝昌

　　文化漫谈

　　闵良臣

　　星期天。午饭时，端着饭碗，打开电视，恰逢央视10频道《大家》栏目正在播放记者采访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的节目。周先生今年八十有七，思维敏捷，谈吐清晰，举止儒雅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周先生就写过一篇《我与胡适先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据周先生自己说，有关他与胡适的“关系”，外界颇有些传闻议论，国内有人送他的头衔是“胡适考证派”，台湾有一个小说作者封他为“胡适的关山门的弟子”，而胡适本人在1954年12月17日(即胡适63岁生日)致沈怡的信中也说“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在圈内人看来，胡适是周先生的“恩师”，而周先生却“忘恩负义”，甚至做过批胡的“急先锋”。然到底如何，我们还是来看周先生自己怎么说。

　　周先生在《我与胡适先生》这篇文章中先是提到自己1986年秋到北美，知周策纵教授要赴台湾去参加胡适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会，就作了一首七律让其带上。

　　此诗如下:

　　平生一面旧城东，

　　劫后私藏札六通。

　　文运孰能开世纪？

　　学人佥谓仰宗风。

　　离离宿草春吹碧，

　　浩浩新章晓破红。

　　重见大师衣钵在，

　　百端欣慨与君同。

　　后来，周策纵教授把他这首诗作为自己在纪念会上“发言的结束部分的内容”。周汝昌回国以后不久，台湾一家报纸因纪念胡先生诞辰百年向其征文。周先生“应命写了约有万言的文章，其中除了怀念追思，敬仰他的学者风范，也对胡先生的文学见解作了若干评论——主调偏于‘批评’。”然而，“此文台湾报纸未刊登。后来却因澳门的报纸愿意刊用而方得问世。”一句“主调偏于‘批评’”，可证周先生对胡适先生评价之客观，实可值今天有些“拥胡”者思之。周汝昌把与胡适先生的“交情”与学术、文化上的见解并不混作一谈，即“交情”归交情，而在学术、文化上的见解又另作别论。

　　在对红楼梦的考证上，周汝昌尖锐地批评胡适:“我劝胡先生不要再替‘程乙本’做宣扬流布的事了，因为那是个篡改最厉害、文字最坏的本子！”可是胡适不以为然，并且还竭力为自己辩护，说他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举些文字异同的例子、只是校勘而已。对胡适这种说法，周汝昌当时即不认可，他在文章中说:“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因此对胡适先生“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乏审美鉴赏力，这使我十分吃惊，也十分失望”。

　　我们从周汝昌先生这篇文章中还看到了他笔下的胡适先生并不宽容的一面。由于周先生当时年轻气盛，对胡适先生“强词夺理”的辩解并不服气，于是又寄给胡适一篇文稿，文中尤其提到曹雪芹著书时并不如当时胡适先生想象的那样，即他并没有“提倡白话文”和进入《白话文学史》的愿望。可这篇文字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因为不服气，“出言更欠克制”、“说话太不知轻重了”，于是让一向以宽容著称的胡适先生很恼火，“胡先生读了这些有意气、带讽刺的话(《白话文学史》是他所著呀)，当然不会高兴。他用紫色笔将这些话划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并于眉上批注。将文稿寄回来，说这文章无处发表。”

　　可令胡适万没想到的是，正是他这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周汝昌先生，就是“从这一激发，我更坚定了已立的誓愿:一定要做出一个雪芹真本，来取代那个害人欺世的‘程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