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人员是春晚的铁杆粉丝？

　　时报新闻眼 李斌

　　“袭警演员因央视春晚邀请函提前释放公安部关注”（东亚经贸新闻网12月15日电）的新闻，相信将会令春晚的编导偷笑不已，经此一役，这种不管是否主动的炒作都将无形中抬升春晚的关注度。

　　网友们激烈讨论的是袭警演员是否有资格上春晚。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为何区区一封邀请函就可以令执法人员诚惶诚恐。莫非这些执法人员是春晚的忠实粉丝，于是在潜意识里放大了春晚对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春节娱乐生活的重要性，而缩小了执法的公正性、法律的严肃性？当然，这种臆断是无稽的，因为长春警方认为魏三提前出监合法，他们解释说：根据有关法律，被治安拘留者如果身体有病，或是亲人有病等原因可申请提前出监。

　　令人心存疑窦的是，具体的更令人信服的理由欠奉，出现“春晚大过法”的结果，显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不管是否存在央视从中疏通的情节，公开的信息显示，“经上级部门的层层审批”，才出现“魏三在看守所里呆了五六天后出来了”的结果。显然，事件中有上级指令提前放人的嫌疑，而归根结底，这是某些执法人员对权力和权利的误读进而产生权力崇拜意识所致。事件中，层级较低的执法人员盲目服从甚至屈从于权力，至于上级的指令是否通过正当途径下达，是否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制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在所不论。

　　权力崇拜并因此滥用权力的事发生时，漠视权利的事便随之而来———请看“村民举报杀人犯被曝光状告公安局侵权索赔百万”（《燕赵都市报》12月15日）的新闻。当地公安部门未必不知道举报者的个人信息是受保护的，但还是“无意之中”通过新闻媒体给公开了。而由此给举报人的现实生活、个人精神状态造成的损害，他们并不太关注。也是，虽然说按照法制社会的制度设计，掌握权力的人本来是受掌握权利的人们委托行事的，前者的任免升降，也应掌握在后者手中，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如此。因此，出现上述看重权力而漠视权利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道德责难对现实并无助益

　　“没有约束的人性不可信赖，对道德的完美要求往往潜伏崩溃的前景”。这是上一期《南方周末》里令笔者深受触动的一句话，也是“白血病人急等救命骨髓捐献者临时变卦被告”（《中国青年报》12月15日）的新闻最好的注脚。

　　对当事的志愿者作道德责难是很容易的，但对现实情况毫无助益。假如他们将狠话付诸行动，就会发现将遭遇于法无据的尴尬境地。因为从报道中可知，他们所依据的仅仅是一句口头的允诺，而没有成文的合同契约。套用一句老话，就是“捐是人情，不捐是道理”，当事的志愿者的做法顶多是不够讲人情而已。

　　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吊诡的情节，是公众对于志愿者这一特殊群体的要求出现误区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中国缺乏志愿者文化氛围，志愿者可谓凤毛麟角，在舆论宣传和公众意识中，志愿者身上传统道德意识的特点被强化了，成了“完美道德标本”，容不得犯一点错；另一方面，由于对志愿者的理性思维和道德意识的过分信赖，对其行为的规范性，更依赖于其自我约束。显然，公众对于志愿者的身份要求，感性有余（道德意识过强）而理性不足（法律意识过弱），而这无疑有赖于志愿者培训和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同仁医院与钱同仁该怪谁？

　　近期涉及医疗机构的负面新闻呈“井喷”式发生：“病人无钱治病被子女送往火化场事件”、“哈医大二院55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深圳医院120万天价医疗费事件”……“男子两次求医都因无钱遭拒死于北京同仁医院内离抢救室不到10米”（《新京报》12月15日）的新闻，不过让公众的神经更为坚强，进而将“这年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俗语奉为至理名言自求多福。

　　事件中的医生一直以无生命危险为理由拒绝治疗，所谓无生命危险的判断大概只是从听诊器血压计得来的，因为报道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医院对病人作了负责任的检查，比如动用仪器等，很明显是因为这类检查要更多的钱。一面是“不合规范的民工医院”热心救治贫苦民众，一面是首都著名医院见死不救，这无疑是现在的社会良知错位最好的证明。

　　同仁医院与钱同仁，医德固然是个问题，但事件中的当班医生只是严格执行医院的规定，如果说错那就是错在医院的“规章制度”（先交钱后看病）上。“规章制度”从医院的角度讲也没有错。因为国家将医院定位为赢利性企业，主要用经济指标来考核医院，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逐年减少。医院不再号召“救死扶伤”而强调“经济效益”，也就培养了一大批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优秀”医生。医生执行“先交钱后治病”这样的制度，既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医院，这等好事为什么不做？

　　有网友提出，政府应该设立专项经费补贴，为医院抢救特困病人的费用埋单

　　。谁都知道这是个好主意，但政府推行的决心呢？显然大家都不看好。最朴素的想法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说真的，这是对以人为本精神的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