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革命"的摇篮访国际水稻研究所上

　　10月30日，我们从马来西亚槟城，直飞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前来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采访。

　　创建于1960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菲律宾北部内湖省洛斯巴洛斯，这里也叫温泉镇，它坐落在绿树掩映的睡美人山上，景色十分优美。国际水稻研究所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属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之一，与菲律宾大学洛斯巴罗斯分校（相当于农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国际水稻研究所，映入眼帘的却是“世界水稻陈列馆”。可见国际水稻所把水稻的宣传放在首位。门首两侧有总统阿罗约对该所的题记。也有泰国国王的赠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先人用的犁、耙、鼓风机等物品和各个国家的不同样式的草帽。这些，似乎把我们带到原始的农耕时代。两个人用水桶在庄稼地里淘水的雕塑，好象在向我们述说亚洲国家至今沿袭下来的落后生产方式。接待我们的该所新闻官邓肯•麦金托什说：“要提高水稻的生产效率，必须要用科技。”

　　稻米是全球近25亿人口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目前，全世界有１２２个国家和地区种植水稻，其中，发展中国家所产的稻谷占全世界稻谷总产量的９５％。从地域分布看，９０％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集中在亚洲。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耕地不断减少，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高质量、高营养水稻的要求越来越多。邓肯说：“国际水稻所开发的所有水稻品种、材料和技术，都用来无偿提供世界上的贫穷国家。”

　　“绿色革命”与“新株型”

　　中国学者彭少兵博士开着汽车拉我们沿着350公顷的水稻田参观时，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

　　1966年，亚洲受灾，大片庄稼被毁，国际米价攀升至十年新高。为了让人们铭记稻米供应的重要性，联合国农粮组织(FAO)首次将1966年定为“国际水稻年”。正是这一年，IRRI推出了“IR8”水稻品种。不仅比当时所有的热带水稻品种都高产，而且其适应范围广，被誉为“世界稻”，“IR8”从种到收只需120天，每年收获3季。有作家有感而发写道，“强健的‘IR8’就象福特T型车，几乎可以去任何地方”。后来“IR8”种子传遍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培育出的半矮秆小麦品种一起，成为“绿色革命”的发源地。

　　国际水稻所有世界各地的雇员1000多人，在这里的任何一个科学家，只要一提到中国的“超级稻”，都十分佩服。副所长王韧博士是中国的著名学者和拔尖人才，他跟我们谈了“超级稻”一词的由来。

　　1981年，日本开始实施“超高产水稻开发及栽培技术”项目，技术路线采用中国籼稻与日本粳稻杂交。到1990年，育成了“明之星”、“奥羽326”等超高产品种，小面积稻谷产量已接近每亩900公斤。但是由于存在适应性窄、米质差、不适合日本国情等问题，未能大面积推广应用。

　　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启动了以大幅度提高产量潜力为目标的“新株型育种”项目。由此提出了“新株型”的概念。印籍美国科学家Khush博士等从大量种质资源中筛选出具有目标性状的供体亲本，采取“热带粳稻与温带粳稻杂交”的方法，1994年育成的“新株型稻”，其产量在热带旱季小区试验中可望达到每公顷12.5吨，传媒以《新“超级稻”将有助于多养活近5亿人口》为题进行报道，从此，“超级稻”这一名称，传遍全球。然而，IRRI的新株型品种由于结实率低、充实度不够等问题，并未大面积种植。但“新株型”品种却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被用作育种亲本。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行一场杂交稻全国攻关大协作。1996年，我国农业部启动、组织实施“中国超级稻育种”项目，在吸取日本“超高产”和IRRI“新株型”的基础上，我国超级稻育种项目采取了“新株型塑造与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育成一批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品种（组合），并开始在生产上较大面积地推广应用。中国超级稻被誉为“绿色神话”。大大丰富了超级稻的理论内涵，拓宽了超级稻技术的培育新途径。然而，IRRI的“新株型”水稻也在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中发挥重要作用。袁隆平有一比，“新株型稻是虎，杂种优势是翼，两者结合必定如虎添翼”。

　　把中国“超级稻”推广到世界

　　在国际水稻所，我们专家采访了所长罗伯特.S.瑞格勒(Robert.S.Zeigler)。罗伯特说，国际水稻所主要工作是对水稻的研究、推广和人才的培养。我们的宗旨是致力于改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活。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提升水稻生产。

　　从1989年以前，IRRI在26年间选育出从“IR1”——“IR74”水稻新品种，无偿为世界上提供。后来调整了策略，不再搞品种，只是研究生产、栽培、管理技术及水稻生产的社会环境。研究农民们怎么使用新技术来增效增收。为世界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优良育种材料。这样，才能增加水稻的效益和农民的收入，减少生产成本，通过增收和高产，来保证水稻的低价格，使城里人买粮食不需花很多钱而得到更多的实惠。罗伯特说，“我们的合作对象很多，不光是政府，而且跟非政府组织、国家农业科技系统、企业、媒体等合作。”

　　王韧副所长曾在中国农科院当过副院长，对合作十分清楚。他补充道：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有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与CGIAR进行了合作。先后有40多个合作项目的研究成果获省、部和国家级的成果奖。中国在1984年到1998年的14年间，育出水稻新品种25个，都有国际水稻研究所赠送的材料。而这些优良品种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增产，具有世界意义。

　　“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内容广泛。”罗伯特所长说，合作涉及种质资源评价和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物品种改良与选育、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与生物防治、生物技术、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扶贫、农产品加工利用、农业经济发展政策等。

　　据介绍，我国自1984年以来，对世界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捐款总额为550万美元，而从CGIAR获得的直接项目经费总额达到1194.20万美元。对我国的农业攻关项目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先进稻米研发的大国和生产消费大国的中国，能给CGIAR提供较大的资助。除了合作研究，CGIAR也可把中国的超级稻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以产生更广泛的世界影响。”罗伯特博士的一席话表达了他内心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