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苏灵扬的晚年生活片段

　　周扬与苏灵扬的晚年生活片段

　　——从我的校长苏灵扬说起

　　人物纪实

　　文/柳明

　　不时忆起我中学时期就读的北京师大女子附中的校长苏灵扬，还有她的先生、周扬伯伯的晚年生活片段。

　　最初的印象

　　做苏校长的学生时，我正从少年进入青年。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听说她在延安抗战8年，任过延安鲁艺的女生指导员，去延安前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学生。仅此，即令那时期我们这般小女生钦敬和倾慕得很。

　　她中等略矮的个子，五官端庄、秀美，常年都是一身灰布列宁装。短发常用黑线的发网罩住，风再大，头发也永远一丝不乱。她说的普通话带有较重的南方口音。大约为了不影响我们师生的受听度，话语节奏较慢，每个字都努力追求“标准”。让我们更愿意亲近她的是，她脸上总挂着温和、沉静而慈爱的笑容。这笑，有点“温、良、恭、俭、让”的味道。每逢全校大会，她登上操场的高讲台，也是先这么笑着望望近两千的师生才开口说话。印象中，她没厉声训斥过我们，对不良现象，她总是从作为一个女生的自重和自尊来引导。并反复强调我们该有的作风:自尊、自立、诚实、严谨、向上、有为。多年后，常听到有关人士对她的评语:苏灵扬在那儿一站，就知道她是位校长。她是位典型的职业教育家。

　　在课间或课外活动与校长短暂相遇时，我们站在离她一两步面前，鞠一躬:“校长好！”她也站住，点点头，温和、慈爱地一笑，注视我们一会儿。我发现，她这时的目光潮润而闪亮，传递着的是母亲般的爱意。进校很久之后，我知道她的女儿周密与我同级，在六班。

　　她给我指过人生路

　　匆匆几年里，苏校长统领着一批优秀教师，教我们学习做人，掌握最起码的知识……然后目送我们高中毕业，迈进大学。

　　大一下学期初夏的一天，我应她召唤到学校去。在一间小会客室，我们先是面对面坐下。我没勇气抬眼看她。我已经感觉到她要和我谈什么。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亲切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马上站起来，我看到她脸上浮现我熟悉的笑容，目光里充满慈爱和鼓励。她坐下来，示意我也坐下。然后，她慢声细语地说:

　　“听到你给中国作协的领导写过信，为一个作家的生活错误开脱责任。我知道后心里说，这孩子头脑怎么这么简单啊。你和他才认识几天啊，哪里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太轻信他的好话，或说甜言蜜语了吧。你非常善良，也很有勇气。你也许以为自己很仗义吧？我知道你出于热爱文学、也景仰他，为他感到可惜，所以为他求情。作为你曾经的校长，我可以理解你，别人也能理解你吗？你不过是个很莽撞的小傻瓜。好在他是生活问题，要是政治问题，你懵懵懂懂凑上去，人还蒙在鼓里，一口大黑锅已向你头顶压下来了……好在后来你不再理这事了……”

　　我听到“政治问题”几个字后，明白到其中的厉害，头“轰”地炸开了，接着周身瘫软，似乎失去了我自己……

　　苏校长发现我的异样，走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鼓励我:“要有勇气，这时候一定要有勇气……”见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冲我微微一笑，“何况你和他并没什么关系。事情已过去了，不要紧张了。但要接受教训。以后办事不要凭一时冲动。对任何事，记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不要把听到的一面之词就当作真知道。先要了解了解才成嘛。啊？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负责。”然后，她把话题转到我的学习上来……

　　日后，特别是经过了无情岁月的冶炼，深感我们太单纯，或说头脑相当简单。当时，我们脑子里没“政治”这个概念。我们中一些聪明、优秀的学生，在后来“政治唯一”环境里“碰壁”、“落马”，是不是与这有关呢？

　　1957年春，“大鸣大放”时，我因病休学在家。我们班的班长等三位同学来看我，出示一张给大学团委书记提意见的小字报，让我签名。他们写的这件事发生在我休学期间，我不知道。听完他们的讲述，以我原来的性情，我会签名。正是前面苏校长的一番话，我“警觉”起来。从他们的小字报看，这位团委书记做得是不大妥当，但此事我没亲历，也没可能去调查清楚。我向同学们抱歉，没签名。半年后，写“大字报”的几个同学，只有1人幸免，其他5人都被划成“右派”。我太震惊了！我了解他们啊！他们都是热爱党和祖国的青年啊！给团委书记提点意见，怎么就“反党”了呢？！我也悔恨，当时为什么没阻止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见到和听到的越多，心中余悸越重，痛苦越深。每念及此，都深深感念苏校长。岁月流逝，经过了许多人事变迁之后，不免想，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常说的“命运”吧。

　　“文革”后的简朴生活

　　后来，我知道了苏校长的先生是周扬。周扬的名字在文化界很是响亮。对苏校长，虽不时得知一点她在教育战线繁忙而有条不紊工作的消息，但没联络。在乌云压境的年代，因牵挂而十分想和她联络，却绝对没可能。

　　云开日朗后的1978年4月，从报上得知周扬伯伯重返文坛。我为他，也为苏校长欣慰。1978年12月下旬左右的一天，我又从报上得知周扬伯伯来了广东，苏校长同来。我十分兴奋。我想立即能见到她。马上投书，等候她召唤。

　　1979年1月中旬收到她的复信，不长，先告诉我她年前和周扬伯伯已回了北京。她为我们“师生失之交臂，实在可惜”。告诉我她在教育部普教司上班。并附上她办公室的电话。

　　当我把她传递给我的深沉的爱意全部吸收后，我对她的诉说如开闸的洪水，在灯下，在无行距的白纸上，遏制不住地倾泻到凌晨。这还是怕太打扰她，强制自己止住。同时附上我高中的毕业照和不久前的照片。

　　一别25年，再次与苏校长见面是1980年8月，我出差路过北京。当我推开苏校长办公室的门，见到站起来的苏校长满头银发，整个人比我记忆中的瘦小。我的心大动一下，一股热流从心底冲上来，接着溢出眼眶，“苏校长……”我走到她面前已泣不成声。

　　“我喜欢刘心武的小说《没工夫叹息》。”她轻轻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懂她的意思。我强制泪水缩回肚子里，抬眼看她。她脸上笑容和当年任我校长时一样，温和、稳重、慈爱……此时我已过不惑之年，却仿佛又回到中学时代……

　　后来我和她走回她的家。她告诉我，她每天上下班两个来回、四趟，共走8站路。

　　我们先在她家外院的南书房落座。三面墙顶天立地是书柜。屋中两根圆柱，其一悬挂着条幅，是我熟悉的黄胄画的毛驴。他的毛驴也久违了。我细致欣赏。“……嗯？和过去见过的……好像……噢，这里肿了。”我有点心疼地指着毛驴抬起的左前腿膝关节，回头望着校长。

　　苏校长神色凝重，只说了两句，“这是‘文革’结束，黄胄获得‘解放’后，第一次拿起笔画驴。”沉默一会，她把话题引到我的工作政策落实上来。

　　后来的两年里，苏校长一直关心我工作政策落实，并亲自为我引荐。1982年初，当她知道我已调到广东省妇联正在筹办的《广东妇女》杂志(1983年改版为《家庭》)时，来信鼓励我:不要辜负好时代……

　　次年春夏时分，我出差北京，却没去探望苏校长。原因是当时周扬伯伯有个敏感问题——他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谈的“异化”问题争议很多，我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怕我在苏校长面前难以掩饰不自在。只默默祈望:今年花应好，明年花更红。

　　1984年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正埋头编辑稿件，忽听走廊接电话的人反问，“找谁？找……”反问中重复着我中学时代的名字。我听到后马上奔过去。是苏校长的电话！她来广州啦！

　　下午，我捧着精心挑选的一束花，拎着一匝刚上市的荔枝，疾步去了珠岛宾馆5号楼。

　　我刚拐过桥，远远看到苏校长站在5号楼前树阴下，正朝我来的方向张望。她显然见到了我，扬起右手摆动。

　　我跑向她。像中学时代那样，站定，鞠躬，“苏校长。”然后把花束举到她面前。

　　她接过花束，先笑笑，接着埋头嗅了一会，抬起脸，笑靥很生动。这样生动的笑靥正是我想见到的。

　　我们上到二楼。苏校长推开她和周扬伯伯住的房门，就高声喊:“起应，你快来看，我的学生用西式礼节来问候我们！”

　　周扬伯伯闻声快步走出他的睡房。他见到我，声音热情而爽朗地说:“噢，是半个广东人哪！”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上次是1982年秋，我出差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巧遇他们两位。那次，他端详了我一会儿问:“你是广东人吧？”

　　苏校长马上接过话头:“我的学生怎么是广东人呢？”

　　“你有东北、上海等地方考来的学生，不可以有从广东考来的学生吗？”说完两老相视轻声笑笑。

　　我告诉他:“我祖籍扬州，但我本人生长在北京，不过在广东生活快20年了。”

　　“就是喽，有一半生命属于广东了吧？我说的也不全错嘛。”说完他抿嘴一笑，有点为他的眼力得意。

　　两老又相视一笑。我们站着谈了一会。我感觉他心情很好。那时他在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但这次我来前，因为去春以来的事，担心他身体(因为“文革”前夕他做过肺癌手术)、更担心他心情欠佳。当我喊了他一声后，他马上说:“你这次像完全的广东人啦！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就是不一样。你北京的学生，还不会买花看望校长吧？”他开始笑着对我说，后来望着苏校长。

　　我和苏校长都被他这番话撩拨得兴奋和快乐。他的身体和心情这么好，我来前的忧虑立时释然。

　　苏校长把花束交到周扬伯伯手上:“你闻闻，多香！我开始以为是玫瑰香，实际是这种白色的花香。清香……嗯，这花的名字……”她望着我。

　　我说，“这叫姜花。”

　　“姜花？不会是我们吃的姜开的花吧？”她问。

　　“不知道……不会是吧？”我说。

　　“看来，你还只是半个广东人啊。”周扬伯伯朝我诙谐一笑。

　　苏校长对周伯伯说:“话都让你说全了。”她看丈夫的眼神，温和中有种深情。我望着他们两位，很感动。

　　傍晚我告辞时，周扬伯伯不理我的劝阻，坚持要和苏校长一起送我到楼下，“哎——，校长的先生一定要送校长的学生。”他微笑着望望苏校长，率先下楼。苏校长脸上浮现出她惯有的笑容。

　　迈出楼门口，两位老人还送。天色已晚，我请他们回去。我很快上了桥，回头看，他们还在目送我呢。

　　回家路上，我很感慨，透过刚才的生活片段，我感到他们心里很宁静，他们之间的情意真醇厚。仅此，我既为苏校长，也为周扬伯伯感到宽慰。

　　相濡以沫度晚年

　　这之后，我不时在闲暇时去探望两位老人。去前总会先给苏校长电话。这样，好几次，我都是在半道望见她迎着我走来。我们还很有兴致地一个一个捡起落在地上的人参果。回到他们房间，三人一起品尝，连连赞美“好味道”。后来几次，我一进他们房间，苏校长笑嘻嘻地递给我已经洗净的人参果。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周扬伯伯的许多谈吐令我难忘。

　　一次，他很正经地问我:“苏校长过去对你们厉害不厉害？”我一愣，但很快如实回答:“她是自尊和严谨的，要求我们也很严格，但是她很和蔼。”

　　“嚯，你看，当着你的校长，不敢正面回答，绕大圈子哪！”“哪里呀，我这就是正面回答呀？”

　　“……噢，我忘了，回答者的身份是位文学编辑呀。要用文学笔法嘛，哈哈……”

　　8月下旬的一天，苏校长语气沉重地对我说:“昨晚，你伯伯在卫生间跌倒过。”

　　那天，我发现周扬伯伯神情有些呆滞。后来的几天，话越来越少，以至无话。只是面无表情默默坐着。治疗的效果也不明显。苏校长心里自然焦急。但她依然尽力镇静。

　　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很不受用。想，如何给周扬伯伯解闷呢？他开心点，苏校长心里就好过多了。

　　这期间，我们得到机会去深圳沙头角购物。这个小镇有条5米左右宽、20米左右长的小街，一边隶属深圳，一边隶属香港。因为香港，它在那时“身价”不凡了。从香港、九龙过来的日用品和服饰等等，虽都属大路货，但对刚“开眼界”的大陆人来说，还是眼花缭乱，魅力十足。我买的“无花果干”还算不错，味道酸甜适中，含着可以缓解心情无聊。我把它送给周扬伯伯。

　　他像个听话的孩子，伸出左手，接住我倒在他手心里的无花果干，右手捏起几条，慢慢放进口里。一次，一次……看来，他喜欢。他很快吃完一小袋。苏校长一言不发地看着老伴……我既欣慰，心也有点酸楚……

　　陪周扬伯伯看电影

　　周扬伯伯有时清醒，目光也有神采。

　　这天我去，对苏校长说:“晚上礼堂放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两个少女》，您想不想去看？”苏校长默默摇头。

　　周扬伯伯开口了:“我想去看。”他的语气是坚定的。

　　晚饭后，秘书有事，结果只是我陪周扬伯伯去。苏校长问我一个人陪着去成不成？周扬伯伯望着苏校长说:“可以嘛。”

　　开始我一般地用力搀扶着他走。越走我越觉得必须用力再用力支撑着他。一度我担心我们会倒下。路上没什么人。突然，我默念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反复默念着，使出吃奶的力气架着他的“半壁江山”。我很快大汗淋漓。我们终于在电影刚开演时，胜利地迈进礼堂。他示意我不要找位子，他是怕惊动观众，我们顺势坐在了后面。借助微弱的光线，我见他神情立刻进入了剧情。放映下部《两个少女》前的短暂间隙，有人发现了他，执意请他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他谦让着不肯去，最后只往前稍微挪了几行。散场后，我们有意慢些走，这时一些认识他的人凑近，向他问候。他都很清晰地表达了谢意。回住所的路上，我有意不和他说话，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步子上。当我把他老人家搀扶进了二楼他的住房，我一颗从答应和他一起去看电影就吊起来的心，终于回到原位。

　　两三天后我得知周扬伯伯马上要回北京治疗。这是9月初。苏校长对我说:“你到北京，来家看我吧。”

　　是月10号左右，我去了苏校长家，知道周扬伯伯回京在家只住了3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我曾随苏校长和周密各去过一次医院探望他。这时，他已神志不清。1989年7月1日他逝世了。我不止一次想过，那次我搀扶他在广州珠岛宾馆中心礼堂看的两场电影，应是他自担任我党宣传、文化工作领导以来，唯一的一次以一个普通观众身份看的两场电影吧。这很有意义。

　　永远的苏灵扬校长

　　1980年见到苏校长时，《辅导员》杂志刚连载完她谈“美育”的文章。那时“美”还没真正得到“解放”，她已堂而皇之地谈。读者反响相当强烈。

　　1985年后，我出差北京，应苏校长之命，就住在她家。

　　这时她仍不断接到读者谈有关“美”的来信。她告诉我她每信必复。有时我也帮她复。我写完，都经她认真修改。我重抄后才寄出。

　　我们相聚时最多的是，她给我讲她延安时期的生活……她很动情，绘声绘色。枣园，延河，宝塔山，桥儿沟，大生产……有时也讲一些当时的名人逸事、趣闻等等。一个夏日上午，她又讲起大生产运动，告诉我，大生产运动时，她被评为纺纱劳动模范……这时，她脸色胀红，目光闪亮而潮润，双手示意着。以她这么娇小、文雅的体态能当上纺纱劳动模范，该要有多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但……，我突然发现，她的手指甲几乎都变成灰指甲。再留心，脚趾也是灰指甲。难道是那时期劳动的遗患？这么多年来都不好好治治？也太不关心自己了……

　　她逝世几年后，我和她女儿谈起这点，疑团得到惊异又心痛的破译。原来是“文革”时，她因受周扬伯伯株连，一度被“造反派”发配到宁夏偏僻山村劳动，她总是光着手脚扒灰泥清粪土。该地缺水，事后她当然没可能用水清理，日子久了，指甲被感染成这样。周密还告诉我，苏校长的两个膝头满是大小疤痕，因为“造反派”常令她跪在玻璃碴子上……但三年里，她从未对我吐露过“文革”期间她和周扬伯伯经受的苦难。只有讲不完的延安时期艰苦、乐观的生活。唯一例外是，她说周扬伯伯被关押时，一个晚上，突然听到从隔他几间的房里，传出一阵遭毒打时的惨叫。从声音判断，他认定是田汉。他屏住气息听，惨叫声一点点弱下去……周扬伯伯知道事情不好了……

　　1989年春，苏校长正在做她每晚的功课——认真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当听到电视里传出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她没站稳，跌倒在地。她跌了一跤后，也像几年前周扬伯伯那样行动不便，言语不清。她在医院经抢救后，回家休养。

　　5月中旬我到京后，直奔她家。她眼神呆滞地望着我。被我握着的双手枯瘦无力……当我的眼泪滴到她手上时，她的嘴角抽搐了几下。

　　1984年秋周扬伯伯住进北京医院后，苏校长每天上午到医院陪老伴，也念念文件或报纸。这是她每天最重要、也是最充实的一段生活。她病前半年，已感体力疲乏，隔一天去一次医院。她跌倒后，再也没能力去医院陪周扬伯伯了。

　　这年7月1日，周扬伯伯与世长辞。开始周围的人们商量好，对苏校长封锁这消息。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要见报，便不能瞒她了。这时苏校长正在友谊医院治疗。有关领导到了她的病房看望她。她立即明白了，低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号啕大哭几声。只几声。她体力固然已十分虚弱，但这也是她的性格。与周扬伯伯遗体告别时，苏校长坐在轮椅里，由医院党委书记等人推着进了北京医院的小告别室。苏校长没哭，只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摩周扬伯伯的胸前……

　　1989年9月25日，为看望苏校长，我特意经北京转到他地出差。到了友谊医院，她病房外有几个校友轻轻交谈着。因我远道而来，优待我进了病房。

　　苏校长听说我来了，叫女儿周密把她从病床扶起，无声地冲我点点头。我装出见到她很快乐的样子，抚摩她的双手。后让她坐在床上，剥开特地从广东带来的香蕉。我把香蕉送到她口边。她只吃了两口(过去她可以吃两小条我从广东带给她的香蕉)，便摇头不吃了。我知道，她吃这两口，也是为了表达对我的心意。之后，她注视着我，张张嘴，没说出话。我也静静地望着她……那天医院的情景，在我写到这里时，又浮上眼前，顿时泪水一片迷蒙……

　　苏校长是在我探望她的5天后，9月30日上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走了……这天距周扬伯伯辞世整3个月……周密在信中告诉我，她为妈妈准备行装时发现，老人家原来只有几件日常穿的衣服，干净但都残旧。老人家留下两个存折，周扬伯伯的上面有3万多一点儿(他生前用的自费药自己支付)，她自己的上面只有6500多元。并叮嘱:将35000元作为她和周扬伯伯的党费交给组织，余下的作为周密日后搬家后购置必要的家具用(周扬伯伯家的家具由公家配置)。

　　苏灵扬校长享年75岁。她是我和我们许多学生心中永远的校长……

　　(本版照片由周扬女儿周密提供)

　　(本文作者系《家庭》杂志社前总编)

　　图:

　　苏灵扬校长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周扬、苏灵扬夫妇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

　　1984年秋摄于苏校长寓所。苏灵扬(中)、她女儿周密(左)与作者(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