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处女”导演的喜剧

　　为了批判和抗议“女体盛”而策划并表演“男体盛”，出于对女大学生被“妖魔化”的反击，而进行女生性调查，尤其是处女率的调查，表面上看，这两大社会事件都是对于不公正的传统性秩序的反叛与颠覆，若深究起来，则不能不说，这是对于传统性秩序的巩固与加强——那些策划者们由于自身思想上的局限，不自觉地做了传统性秩序的同谋。

　　孙悟空的金箍棒砸向变化成村妇与老太婆的白骨精，在地上留下了一具幻化而成的

　　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一文中说，“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而这些自以为是的“6个处女”，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女生大学期间的性行为率仅为11.5%”，对此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处女率15.86%”进行的“坚定回击”，也犯了与那些同胞被杀却忙于“洗刷牺牲者的罪名”的市民们同样的错误——她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处女，是与道德或伦理完全无干的事，而正是“处女”这一说法，是她们应该解构与抛弃的——可在她们的潜意识里，仍然以“处女”为荣，而认为“非处女”可耻、不道德或有罪。正因为如此，她们的反击是脆弱无力的，与社会对于女大学生的“妖魔化”相比，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而已。

　　在谈到历史的时候，马克思常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常常惊人地重演。”对这句名言，马克思又作了补充：“历史的重演，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类似的这种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群体的压迫的“脱离靶心”的反抗，在人类的历史上已上演了成千上万次，而“男体盛”与“处女率”的策划不过是对于模仿的模仿，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增加人们茶后饭余的谈资的喜剧甚至闹剧罢了。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说，“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性机制的轨道。一个人如果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而对“处女率15.86%”的传言说不，同样是一种策略逆转。

　　故真正的性解放应该是“从性中解放”，而对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处女率15.86%”的有力回击也只能是解构与抛弃“处女”这一压迫性的概念，让人们的思想从“处女”中解放出来。

　　(稿源：红网)

　　(作者：宕子)

　　(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