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对话的可能

　　林建法

　　就当代文学而言，创作与批评的互动，是这个领域最鲜明的特色。我时常出席一些会议，但总是觉得真正称为对话的会议并不多见。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作家与批评家缺少深入的沟通与交锋，寒暄大过了对话。这样一种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两个行当的“职业特点”，尽管这种特点是那样的明显。

　　今天的作家在从个人经验出发时，也对文学领域的公共话题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同样，批评家的阅读经验也同样具有个性，但批评家对文学领域的公共话题更多的是从理论出发。批评家可以用深刻的理论洞察作家写作中的盲点，而作家则用鲜活的个人经验戳穿批评家的空洞。这样的差异并不见出创作与批评的尊卑，相反，它在平等的意义上显示了创作与批评互补的必要；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强调批评的引领作用，不是过于强调创作的经典意义，我想作家和批评家是能够一起坐到圆桌前的，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人格上的互信。

　　在编选“当代作家批评”这组文章时，我通常会兼顾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字，我既为批评家的理性与深刻吸引，也为作家的灵性和独特而动容，这两种不同气质的文字构成了当代作家批评的景观。今年的当代作家批评中，既有格非、贾平凹、李锐、王安忆的文章，也有谢有顺、南帆、王晓明的论文。苏童与张学昕的对话体文章，也是值得倡导的一种文体。

　　和上个世纪80年代不一样，诗歌和诗歌评论似乎没有那么热闹了，这也让我在编选诗歌和诗评时感到担心和烦恼，但在年度批评评选中，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诗评的寻觅，“现代汉诗研究”也就成了保留“剧目”。今年入选的耿占春和唐晓渡的诗评再次显示了他们的独特的理路和话语风格。这两位的文字在诗评界一直独树一帜。

　　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诸多挑战。这不仅因为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因为学科的评价体制正在遭遇重大的变革，也不仅因为批评的语境日新月异，同样重要的是批评的知识体系也正在发生重大转换。如果我们把问题说得集中一点，我觉得批评如何发现和阐释真问题而不是伪命题的能力对今天的文学界来说实在是无法回避的。我在众多的文章中选择时，始终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批评家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是他是否在学理的立场上对问题做出阐释。丁帆《中国小说文学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洪治纲《先锋文学：概念的缘起与文化的流变》、王光东《论文学进入生活的能力———文学能力论之一》、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和贺绍俊《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等几篇入选的论文，都对显现的和潜在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

　　作为“当代文学”这门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对“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认识。这几年来包括2005年，学术界在文学史及文学史写作的研究中，对当代经典、文学史方法论和文学史重要现象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态。王尧《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大致反映了他对文学口述史的理解，其开创性的价值不可忽视。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是两个重要的阶段，程光炜的《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吴俊的《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旷新年的《“寻根文学”的指向》和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等几篇论文，重新分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潮与作品，他们的见解促进学界重新理解当代文学。

　　（《2005年文学批评》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18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