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体弱多病的妻子客死异乡，兴安人莫建成(化名)把妻子尸体包裹成货物装在编织袋中，上的士、乘快巴，辗转千里将其带回到老家兴安县湘漓镇灵源村安葬(见《南国早报》12月16日)。
这则新闻和以前发生的农民工为了让同乡魂归故里，不惜“千里背尸还乡”的新闻一样，具有强烈的穿透力，让不少人大发感慨，有人称赞莫建成是“好男人、真汉子”，但是也让更多的人感到无奈和辛酸。在这里，莫建成作为农民的弱者身份是引起共鸣的重要身份符号，而之所以共鸣，则是公众身上原始正义的体现。因为同情，因为感同身受，影响着我们对莫建成扛尸返乡事件的最基本的看法和直观反应。与这种原始正义相联系的是朴素的道德、责任、良知、公平、正义等。这是一种难以清晰界定的精神尺度，既出自我们朴素的道德情怀，又影响着我们对事情的认识。
但是在这个原始正义的背后，我却看到了公众身上隐藏的社会焦虑。公众对扛尸还乡的关注，从表面上看是关注弱者，实质上又何尝不是在反观自身呢？尽管现代社会摒弃出身、地位等身份差别，但是随着生活的日渐深化，催生了平等表象下处于劣势的弱者，并逐渐泛化成社会平等主流中势不可当的暗潮。公众在看待这个富于命运特征的事件时，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会产生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现象，他们会考虑眼前生计的艰难、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如何解决？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的医疗费问题如何解决？简单地说，公众出于原始正义的同情，包含着对自身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期处境的忧虑。
那么，社会该如何面对莫建成扛尸返乡事件带给公众的社会焦虑呢？我们应该明确一点:弱者，尤其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最需要正义。强弱的分化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保护弱者则是现代文明以人为本的体现。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最需要正义，他们最需要正义阳光的照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