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学术为什么会被传媒捧上天？

　　熊良山，如果不是传媒大加报道，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1996年以来，这位机械专业出身、对传统文化知识匮乏的工科副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老子《道德经》的选修课。八年来，他的课程和教科书《道德经浅释》连续获得各种荣誉：湖北省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本校“新世纪教学改革工程”第一批立项教材、湖北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项目。熊本人荣任学校“道德经研究中心主任”。

　　从出版的教材看，只要些微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谬误百出。例如：

　　18章“智慧出，有大伪”，本意是“智慧出现，才有所谓诈伪”，这位副教授解释为“知识太突出，大家都虚伪”。20章“如享太牢”，本意是“如同享食太牢般的盛宴”，中学的课本都讲到，牢，盛着牺牲品的容器，太牢，最好的牺牲，一般指牛；少牢，一般指羊。而熊良山的解释竟然是；“心里像坐大牢一样痛苦”。20章“我愚人之心也哉”，本意是“我真是只有一颗愚人的心啊”，现在被解释为“用我的愚昧去满足人民的心愿”。24章“自伐者无功”，本意是“自我夸耀的建立不起功勋”，现在被解释为“自己砍伐的没有功”。28章“复归于婴儿”，本意是“恢复到单纯婴儿的时候”，竟被解释为“归根到底是传宗接代”。同一章的“为天下谷”，原本是说“甘愿做天下的川谷”，“谷”是指“谷底”，现在变成了“这就是天下的稻谷”。48章“无为则无不为”，这是人人都熟悉的成语，带有一些辩证法思想，现在被曲解为“开始什么都不会，炼到后来什么都会”。58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本意是“一国的政治糊糊涂涂，它的人民就淳淳朴朴”，这是老子典型的无为思想，现在的解释令人吃惊：“掌权的闷闷不乐，人民喝得酩酊大醉。”还有第80章“使民重死，而不远徒”，原意是“使人民看重生命，而不轻易向远方迁移”，这里的“死”是指生命，现在的解释不能不令人捧腹：“即使百姓受重刑而死，也不愿意离去”。[1]

　　问题远不止作者牵强附会、望文生义。通过宣讲老子，这个课程传播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巫术。熊良山的老师孙享林，原是武汉工学院的副教授，同样不具备基本的传统文化知识，退休以后成为“道德之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立“自然神功”，把《道德经》说成是“宇宙大道信息的总密码”，以弘扬传统文化和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名义传播神秘巫术思想。而熊良山的《道德经浅释》内容，几乎完全来自这位老师。

　　熊所以被推出，有教育系统某位工科院士不负责任地扶植熊良山胡评《道德经》的问题。现在要追问的是，我们的传媒为什么也把熊的胡说捧上了天？2004年5月，我们具有很高权威的中央级主流媒体，通讯社、党中央机关报、全国性知识界报纸和全国性教育报刊和网站，纷纷报道这个课程，舆论一律，全是赞美的语言：该课“成为某大学对学生感染最深、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程，共有8000多名学生选修”，它“开辟了一条利用经典《道德经》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在全国高校推广的价值。”各报或网站的标题也颇为醒目：“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背靠五千年培育民族精神”，等等。若不是香港两位学者发表文章揭露，这个学术骗子还不知要继续胡说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中央级大传媒的记者们，大都是文科毕业，基本的文化知识应该是有的，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呢？同类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现在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教训了。

　　首先，对于带有正面宣传的选题或事实、知识，几乎没有核实、把关的意识。长期以来，我们的传媒以宣传作为主要任务，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的观点进行宣传，忽视对宣传观点的事实、知识加以核实或检验，即使除了出了差错，通常文过饰非，不了了之。历史上这类假典型、假事实或假知识，至今也没有认真清理过。现在传媒的活动空间是市场经济，报道的社会效果更多地需要由传媒自身来承担，传媒的公信力成为传媒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而无形的资源。传媒必须对出现这类问题进行反省，追究责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个人、单位的知名度是一种无形的资源，甚至反面的知名度都可能为当人者带来利益，更不要说正面的知名度了。因而，以前本来没有交换价值的正面宣传，在等级制官本位的背景下，无形中便可能具有让人追求的交换价值。任何正面的口号，例如弘扬传统文化、主旋律、精神文明、正确的舆论导向，等等，都可能用来服务于个人、团队或局部地区的私利。现在的某些正面宣传背后，可能存在着官员或利益集团的背景，不全是真诚的为人民服务。所以，传媒需要改变思维方式，对于任何正面宣传的东西，不论来头大小，要核查涉及的事实、知识，不要被弘扬传统文化、主旋律、精神文明之类的耀眼字眼迷惑。有些即使来头很大，出于维护党的声誉，也需要核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于上级、于传媒自身，都有利。

　　第二，对专家的意见，没有以怀疑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熊良山成名，与一位知名度较高的工科院士的举荐不无关系。科学专家是某个领域的权威和知识的主体，但一走出自己的领域，很可能是无知的主体。这位院士的知识领域在工科，他对文科显然不熟悉，出于好心，为《道德经浅释》作序，被人家拿去当旗帜。现在不少拥有专家头衔的受到尊敬的老人，被请到各个不同的场景下讲各种肯定性的话，他们被自己的专家头衔异化了。丹尼斯·贝尔说过：“在后工业社会，专家不仅仅意味着科学的力量，专家的地位将更近似于宗教中的法师。这种对于高科技力量，对于专家作用的宗教式拔高，将不利于公众作出明智的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迷信。”[2]熊良山事件中，传媒一方的表现反映了一种对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在这个背景下，传媒放弃了追究真相的努力。这里并非贬低专家，而是说，我们的记者要了解专家究竟专在哪个领域，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以专家的名义发出的误读信息，危害性更大，因为人们相信专家。不要说正面宣传，就是许多商家也在以专家的名义为传媒设置新闻陷阱，我们的传媒即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应时刻防范这类陷阱。现在传媒的新闻中常出现“专家认为”、“专家指出”之类的话，如果不举出具体的专家姓名和工作领域，这种专家认为、专家指出，没有任何价值，只是一种记者对自己的报道不负责任的表现。

　　第三，缺乏采写和编辑的规范约束。上面举出的熊良山对《道德经》的歪批，只要翻一翻他的原书，凡有点文科知识的人都会发现问题。然而，这么多人看的都是宣传性材料、听的也是宣传性介绍，谁也没有真地翻阅一下原书，没有一个人发现如此简单的错误，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那些吹捧的文章和报道，不仅人云亦云，而且调门越抬越高。作者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查对一下《道德经》，这本只有五千字的历史经典到处都可以看到，街头书摊上三元钱一本。懒了，也是习惯了，通常拿到人家的材料就算采访完成，回来把现成的材料改改，既然是正面的东西，再把调门提高一下也不会有问题，以便引起受众关注。于是，一篇篇报道就这样出笼了。如果采、写、编的任何一道环节有必须遵循的规范，有监督机制，这样的问题就会在中途被制止。有些中央级传媒是有内部工作规则的，但是缺乏有效的操作机制。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传媒领导者的关注，完善工作规则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其实，这没有多大的难度，只要让很少的人承担起督察的责任，很多报道中的差误就会消灭在出版和播出之前。关键是领导要重视这类事情。

　　从这件事情不禁又想到一种社会现象。当一种本来属于学术领域研究的东西，一旦以普及的名义大规模的推开，往往容易出现问题，庸俗化、简单化和形式主义不可避免。十几年前，南怀瑾的《论语别裁》重印了很多次，虽然多少万人购买了此书，但是真正阅读的很少。其实，这本书同样存在类似熊良山的问题，只是问题相对少些。例如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南先生解释为“当父母在前面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前面，都要言行一致。”这里的“在”和“没”对应，是指在世和死去，完全不是南说的“在面前”的意思。同篇“无友不如己者”，“无”同“毋”，“不要”之意；“友”在这里是动词，交友的意思。这句话是说“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而南先生解释为“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完全相反了。还有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亡”通“无”，大意是“蛮族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好哩”，南先生竟然解释为“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君长，但没有文化，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有精神，因为它有文化。”除了张中行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3]中揭露了南的谬误外，至今也没见对南先生的胡说八道进行过与其书发行量对等规模的批评。还有数年前的《学习的革命》，发行到上千万册，某些传媒极力鼓吹之，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事情被揭露是一场有预谋的炒作后，当事的传媒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至今传媒也没有对该书的伪科学进行过同等规模的批评。以学术的名义，现在是一种时髦，人们啊，要警惕！

　　作者简介：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1]根据邢东田《令人忧虑的“熊良山现象》，《学术界》2004年6期；张松如《老子校读》，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斯特尔《知识社会》第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3]《论语别裁一瞥》，收入张中行《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