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视有感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

　　很不幸，我国十一二月份发生了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例如，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成百吨有毒的化学品苯流入松花江。吉林省政府直到18日才通报黑龙江省政府松花江水已被污染。哈尔滨市政府21日发布25号公告，声称管道维修而停水4天，10小时后在26、27号公告中才改口说是江水被污染而停水。再如，11月26日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5.7级地震，当时室外气温在摄氏0度上下，大批救援帐篷和其他物资运往灾区。

　　对于记者来说，突发的涉及人民生命安危的事件当然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应该报道，而且要重点报道。哈尔滨市区连同郊区，人口800万，这样大的都会城市停水四天，给市民带来的生活的不方便，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呢？其基调是：停水未对哈尔滨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电视画面中的被采访者们，众口一词反复向记者说，应急预案如何可行，储备水如何充足，生活如何未受影响。从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乃至哈尔滨市周边的农民，没有一个人说停水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甚至还有的说，停水几天的生活比平日有水时要好。

　　这样的报道真实吗？人们每天要喝水，这个量不少，但也有限；然而城市居民每天要洗脸、洗菜、洗衣服、用水冲马桶，一旦停水，恐怕人们只能暂时在维持生命的最低水平上保证喝水的需要，谈不上其他。政府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谁也不能再责怪什么，但决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生活的瞎话。如实报道又有何难呢？报道了马桶不能冲、衣服没法洗等等这些谁都能想到的真事实情，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影响舆论导向吗？为了证明生活没有受到影响，电视里被反复使用的证据是：超市里瓶装纯净水的价格从每箱24元下降到21元。平常，人们喝一杯开水的价格撑死了1分钱吧，现在要花一二元钱，是平常的数百倍。这意味着每个家庭四天内至少平白多支付约百元钱，对于困难户来说，这是笔不小的钱，我们说话怎么可以这样轻松呢？

　　江西的地震造成房屋坍塌，砸死了人，因而在警报解除之前，人们不能呆在室内。零度的天气，即使搬到帐篷里住，也是很艰苦的。我在电视上看到，电视台的记者这样采访：“帐篷何时运到的？”两位男性居民回答：“昨天。”“现在还有什么不方便的吗？”这个问题使接受采访的人停顿了两秒钟，其中一个反应比较快，含糊回答：“差不多。”看来，记者无非是想引导居民说出“一切都好，感谢这感谢那”之类的话。其实，就是救援物资及时送来了，不方便仍然是主要问题。寒冷的冬季住在街头的简易帐篷里，什么能方便呢？吃饭不方便、喝水不方便、睡觉不方便、大小便不方便、夫妻生活也很不方便。那位反应较快的居民其实已经用含糊的语言讲出了这个用不着证明的道理。

　　假如某个哈尔滨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卫生间因为没有水冲洗而变得气味难闻，观众不会嘲笑他，而会觉得新闻媒体和被采访者都很真诚。假如遭受地震灾害的居民住进帐篷后谈到各种不方便，观众不会责怪他不知道满足，而会认为他说的是大实话，电视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做记者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要求的“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恐怕是不该忘记的。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前面谈到的拙劣采访和报道呢？因为我们有一种多年来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即负面事实正面报道，或叫反面文章正面做。信息较为封闭的时代，作为一种宣传策略，在人们没有觉察到情况下适当采用这种方法，也许会有正面效果；但在信息时代，面对昭然若揭的负面事实，仍然坚持要藉负面的事实说出正面的道理，从被采访者嘴里套得正面赞扬的话，就做得太过分了。这种情形下，记者意识里的事实，真实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上级负责，宁可在技术上显得拙劣，也不要受到些微的“方向”性的批评。这种心态使得记者习惯性地不再判断基本的是非，泯灭了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这样的采访和报道，看来还够不上领导发出具体指示的份儿，而是记者自己曲解了“正面报道”的内涵、按照以往同类情况的工作惯性不自觉采取的。问题的可怕也在这里，因为我们面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变得无动于衷了。

　　我们常讲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什么是党性？毛泽东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什么叫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说：“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什么叫做实事求是？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版800、662、801页）新闻采访和报道，比研究规律要简单得多，我们如此的采访，连客观存在的基本情况都不尊重，哪里谈不上科学的态度，当然也就谈不上坚持了党性原则。

　　若从现在党中央的指示看，“三个代表”中就有一条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现在别说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眼前看到的群众利益都不予关照，硬要人家违心说一切都好，代表了什么啊？“以人为本”，就要把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看得重于其他事情，而我们现在把让群众为领导说好话当成自己的任务。每逢遇到天灾人祸，在我们的电视上总少不了群众如何激动地感谢党和政府的画面。记者在这里把关系颠倒了，党和政府的责任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们履行的不过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而社会的财富如毛泽东所说，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创造的。服务好了是应该的，服务不好就要批评。

　　那么，如何报道才是正确的呢？我的意见是：少一些宣传的“策略”、“权谋”，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那是比复杂的成人世界可能更真实的世界。《皇帝新衣》的故事里，全城人在皇帝面前都不说真话，但是一个5岁小孩道出了极为简单的事实——他没穿衣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温习马克思说过的话：“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1卷199页）我们的问题，恐怕就出在这个“后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