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要带着秒表和计算器找律师？

　　有个很流行的幽默：律师：“我这里规定，回答两个问题收费一百元。”委托人：“这不是太贵了吗？”律师：“不，不贵。好，请提第二个问题。”委托人：“什么？”律师：“没什么。请付一百元。”老百姓到市场买斤猪肉，能挑肥拣瘦“杀”个心水价；可到律师事务所请律师打官司，只能两眼一摸黑了。12月19日《南方日报》消息：广东省司法厅出台新的律师收费标准：规定每小时最高3千，如果按标准200-3000元/小时，上下浮动20%，要打一个刑事官司，在2000至30000元之间。

　　“弹皮筋”一样的律师收费年代似乎结束了，我们进入了“明码价标”的世纪。在“市场经济”的万能幌子下，数钱论英雄是天经地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律师服务收费的依据是司法部、财政部、国家物价总局于1990年颁布的《律师业务收费标准》这一全国统一标准：法律咨询的收费标准为每件１至３０元；法律事务文书制作为每件２５０元……长年不进步的结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江南北的众律师好汉，纷纷采取“暗箱”收费，满眼“雾里看花”——眼下的情况是各地又纷纷出台地方性的收费标准，南北东西落差很大，坊间质疑的声音更大。解决律师乱收费或高收费问题，行政司法机关其实多是鞭长莫及的，主要得靠行业内的竞争，在竞争中律师的收费会越来越合理。任何服务价格都市在市场中理性起来的，但前提是市场的有序竞争和法制化。当一个市场发展了，完善了，秩序化了，律师收费问题才会柳暗花明起来。

　　在各地的指导价格体系中，计时收费和计件收费似乎成了“主菜”，偏偏省略了“协商收费”在律师收费方式中的主体地位。的确，计时收费最能反映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它不是单纯的民法意义上的合同关系或劳务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信用关系，一种专家、智者对外行或弱者的有偿救济关系。但是，这种关系首先是建立在律师和当事人双方的诚信基础上的，我国目前诚信制度还不完善，商业信用、个人信用制度缺位，为“计时收费”摇旗呐喊似乎为时尚早。作为一种市场行为的律师收费，首先应体现出合意性，时下而言，只有协商收费才能促成律师业公平竞争和收费的合理性，使律师收费价格与服务价值趋于一致。事实上，无论在西方律师业发达国家还是在我国律师实务界，协商收费方式已成为与各种收费方式合并使用的一种综合收费方式。

　　政府在律师收费的游戏中要做的，是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律师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吧：一是要在不涉及价格的前提下制定收费程序、规则等；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律师形成价格同盟，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事实而言，政府的价格不是高就是低了，很难满足市场的胃口。譬如3000每小时的最高限，英国伦敦各行业的收入大体是中国的十倍，律师收费一般在人民币每小时2000元左右。政府出的律师价难免不让人觉得吃惊。所以一边是高收费提供不了大众服务产品，一边是公民需要低端的法律服务。之前“一元律师”被指为损害“行业利益”的遭遇就是很值得我们玩味。

　　倘若律师收费过高，必然抬高了法律援助的门槛，往坏处说就是降低了老百姓对法律正义的期望、转而投向寻求私了，更甚者给黑恶势力提供了寻租的空间。面对我们尚未与国际接得上轨的GDP，政府要做的是不要让我们带着秒表和计算器找律师吧，这是对公共正义的维护、或者也是对律师声望与利益的长远计议。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