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遗症”本质是行政迷失

　　■胡志勇

　　“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句2004年从湖南传出来的最惊心动魄的拆迁口号，想必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在一些媒体发出“庶民的胜利”欢呼后一年，以“抢建违章新房、抢装修、抢挖鱼池、抢栽果树”（为了多得拆迁差价补偿）为标志的民众“四抢”风潮，和拆迁地政府奉行的鸵鸟政策、闻“拆”色变形成鲜明对比。

　　从拆迁的“官进民退”到现在的“民进官退”，这样的一种现象被称为“嘉禾后遗症”。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往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清一色的“政府本位”逻辑，在这种逻辑演进中，权力被显著放大，而公众权利常常被忽略，于是各种版本的野蛮拆迁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当这种主导逻辑消失后，需要一种全新的逻辑来替代，民众显然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角色。

　　用惯常思维来考量那些积极进行“四抢”的民众，他们绞尽脑汁“套取”拆迁差价补偿的行为，会让人联想到狡黠、自私、刁蛮。这样的一种思维源于封建社会，在那个“官尊民卑”的时代，任何与官为敌的百姓都可能被打上“刁民”的烙印。但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人是一切价值的核心和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政府的一言一行只有在“为人民服务”前提下才算具有政治合法性。所以，从“以人为本”思维来考量，不难发现“嘉禾后遗症”的根本症结在于“行政后遗症”。

　　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嘉禾拆迁之所以发生，就在于当地政府的行政思维是“政府主导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为了GDP增长，为了城市形象，一切都得让路，包括一些民众的合法权利。这种行政思维很容易导致“权大于法”、“公权侵害私权”的权力越位。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建立，“以人为本”的行政思维开始成为政府行政理念的核心，政府行政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人民谋福利”。因此，怎么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怎么才能保障和维护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怎么才能让所有百姓安居乐业，这些是行政思维从“政府本位”向“以人为本”过渡的关键。

　　但在“嘉禾后遗症”里，民众之所以形成“四抢”风潮，有着现实背景，一来拆迁规划缺乏和民意的广泛沟通，导致拆迁和民意的冲突，二来拆迁补偿制度对拆迁户未来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利益并没有完全考虑周全，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必然导致最后要“刁”一把。同时，当地政府由原来野蛮拆迁的“越位”蜕变为闻“拆”色变的“缺位”，这同样也暴露了行政的“后遗症”———行政理念在转变过程中陷入迷失状态。

　　当政府“破”了旧有行政思维，但还没有及时“立”起切实有效的新思维，类似“嘉禾后遗症”的现象必将不断上演，抑制这一切只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消除“行政后遗症”。（相关报道见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