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药费”事件呼唤看病贵难题破解之策　铲除过度医疗的“温床”

　　哈尔滨，550万元；深圳，120多万元。在“天价医药费”激起的举国惊呼中，一个接一个问号悬在人们心头:

　　为什么“天价医药费”不断飙升，“胃口”越来越大？

　　为什么大检查、大处方大行其道？为什么ICU成为“重灾区”？

　　为什么医院创收总有“合理解释”？为什么监管总是难以奏效？

　　为什么医改不断推进，看病贵还是没有解决？解决过度医疗的出路何在？

　　“天价”的制造机制

　　形形色色的大检查、大处方，“神秘昂贵”的ICU，成为过度医疗“重灾区”

　　哈尔滨与深圳，一北一南相去千里，但“制造”天价的过程非常相似。前者账单显示一天输液近一吨；后者账单显示某一天为患者抽血26次。哈尔滨，明明是患者禁用的药物，但每天都有使用的记录；深圳，同样是患者过敏的药物，但有265支的使用记录。哈尔滨，患者去世几天后，还有他的化验单；深圳，患者病故已被送进殡仪馆，院方竟然还开出15页收费单……

　　“天价”也许是“大巫”，但在我们周围，时刻不乏形形色色的“小巫”。比如，看个感冒，要用最好、最贵的抗生素；生个小孩，本可顺产却要剖腹产；至于几百元一个的止血钛夹、几千元一个的切割吻合器、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一条的心脏手术导管，一些医生用起来是“大手大脚”，似乎一点不心痛。

　　反观这些“小巫”“大巫”，一个词“呼之欲出”:过度医疗——诊疗手段超出疾病诊疗本身需求，病人不得不在有效诊疗之外过度付费，通俗地说就是大检查、大处方、大耗材、大手术等等。

　　据报道，国内有人做过一项小范围调查，发现医院70％的患者被过度医疗，大医院的医疗费中有20％～30％是靠过度医疗获取。

　　熟悉医院运作的人都知道，ICU(重症监护室)往往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患者一躺进ICU，什么先进手段、什么好药贵药纷纷上阵，家属又不能进入病房，很难知道这些是否真有必要？是否真的派上用场？只知道要交钱、交钱。这在哈尔滨和深圳的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天价”背后的困境

　　卫生投入不足，医院要搞创收，监管没有到位，过度医疗愈演愈烈

　　站在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讨论“天价医药费”事件，医患双方都需要反思。

　　对于患方来说，诚然，生命健康无价，在亲人生命健康告急之际，作为家属，付出再大代价也甘愿，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理性地来看，明知医疗效果甚微，还是“花千金也不足惜”地治疗，是否可取？

　　事实上，不少人都坦言，对于那些患重症弥留的病人，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临终关怀，用医疗手段延续不长的生存时间，只能增加其痛苦。

　　即使对于一般病症，西班牙一家医学杂志的一项调查也表明，有60种疾病的最佳治疗办法是不治疗，让其自然康复，但是这些疾病都在临床进行治疗。

　　在全社会形成杜绝过度医疗的共识，患方固然要反思，医方责任更不可推卸。需要什么的治疗，患方是需要医方建议的，甚至患方有过度医疗的愿望时，是需要医方本着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去提出忠告的。

　　但就是医方，在过度医疗中，担任着微妙的角色。

　　有专家指出，目前医院诱导需求相当普遍，保守估计过度服务量要占卫生总费用的20％以上。单药品浪费一项，至少占到卫生总资源的12％。

　　也许有医生会说，诊疗活动非常复杂，不经过大量检查、不试某些药，怎么确定病灶，怎么知道吃哪些药更有效？不错，科学是允许试错的，如果一些大检查、大处方确实是出于对患者负责、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话，完全可以理解。

　　但事实上，过度医疗恰恰是以此为借口，故意为之。比如，做手术时，为什么可以用棉花纱布止血，一定要用几百元一个的昂贵钛夹；一定要用钛夹，为什么明明用几个就足够，一定要用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上百个？

　　片面逐利或过度商业化表面上看是医院的原因，其实有其体制基础。正如卫生部部长高强最近所言，目前国家财力有限，卫生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公立医院基本上靠医疗服务收费来维持运行和发展，导致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现象，公益性质淡漠，不正之风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加重了群众的医疗负担。

　　体制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再加上医疗收费的监管存在一些漏洞，医疗保险制度中缺乏对就医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政府和社会缺乏对医院医疗服务收入的监管和审查，加剧了供方诱导需求，需方过度利用医疗服务。

　　另外，现在患者维权意识增强、医患关系趋于紧张，也迫使一些医生实施过度医疗。为了避免漏诊误诊，减少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所以追求保险第一，难免会进行大检查、大包围治疗。

　　僵局如何破解

　　加强监管处罚，加大卫生投入，加快医改步伐，铲除过度医疗“温床”

　　对看病贵难题的求解从来没有停止过。

　　比如，对付大处方，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医院业务收入中的药费所占比例，因为看病贵主要是药贵。但专家也担心如果一味强调药费所占比例，则极有可能导致检查费、治疗费用的上升，最终医疗费用不降反升。

　　比如，围剿大检查，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措施，保证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的阳性率，否则就要给予处理。但在实际操作中，医生可能虚报或夸大检查结果，受害的还是患者。

　　还有，严查收费行为。就在这次“天价医药费”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广州市传来消息说，市卫生局准备派出收费监督员，抽查各个市属医院的处方。围绕处方进行监管，确实是抓到了点子，只是这样工作量甚大，因而效果有待观察。

　　与派出收费监督员类似，专家建议向医院派出第三方的监督力量。全国人大代表、省人民医院院长林曙光就建议社保部门向医院派驻医务人员，监督医院的施医行为，监督患者的就医行为，减少过度医疗。

　　以上种种措施，都是治标之策。关键是要在正在进行的医改中，取消过度医疗得以产生的体制基础。

　　高强最近反复提到，一方面打破医疗服务基本由公立机构垄断的局面，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一方面缩紧拳头、加大投入，办好公立医疗机构，减少其对医疗服务收费的依赖。

　　专家指出，任何制度最后还得由人来落实，所以铲除过度医疗，关键还是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让医务人员真正树立救死扶伤、医者父母心的崇高理念，对患者始终保持一颗良心、热心、爱心。唯此，我们的医患关系才会和谐，“看病难、看病贵”僵局才可能破解。

　　本报记者段功伟陈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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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针对近期出现的医药费问题，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