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郎咸平“本来就不该说话”？凭什么？！

　　郎咸平没有进入央视2005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圈，议论多多。人们不因为是央视的抉择意见而敛声，这是民主建设的可喜现象。央视经济人物评不评郎咸平，认可者说是，反对者说非，那是参评者各人的权利，原不需要对发言者说三道四。但拜读鲁汉先生的《郎咸平：央视经济人物不评你，对了！》一文（一下简称《对》文），非但没看到有央视不评郎咸平的合理理由，倒看到不少责难郎氏的话，特别是那句“不是在不该说话的地方说话了，就是他们本来就不该说话”，令人震惊。笔者不是“挺郎派”，但看到一个有良心的人被人瞎骂，

　　《对》文指责郎咸平“在不该说话的地方说话”，是因为“郎咸平《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出，格林柯尔系的股票应声下跌”，而《狂欢》一文，“最先并不是发表在哪个学术刊物上，而是在内地一所大学的讲演”，没有在“应该局限的那个范畴内”进行“学术上的研究与探讨”，因此，不仅怀疑那是否“真正的学术”，而且“不能不怀疑郎教授的身份了”。

　　《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一出，“格林柯尔系的股票应声下跌”，怎能怪郎咸平“在不该说话的地方说话”呢？如果格林柯尔确实是个有实力有希望、无不良行为的企业，就不会因一个教授的评论而塌台；如果郎咸平是个冒牌的教授，没有“真正的学术”，学术讲演就撼动不了格林柯尔的半根毫毛。事情恰恰是郎咸平揭出了这样的真相：格林柯尔收购科龙、美菱时，先大幅度提高企业运营成本使其大幅度亏损，完成收购后将运营成本降到零，制造出接手后扭亏为盈的民企神话，实际上在国退民进中席卷了国家财富。当股民们知道了格林柯尔的这种把戏后，还会再买他的账么？股指下跌，理所当然。这不能怪郎咸平学术的真正厉害，也不能怪郎咸平的话说错了地方，只能怪格林柯尔“心贪手黑”。

　　如果说，大学讲坛是“不该说话的地方”，那么，香港经济学教授这种指陈弊端的学术文章，内地的学术刊物敢登能登吗？即便刊物想用，企业会不会想办法摆平；即便企业摆平不了，影响地方政绩的事，地方政府会不会想办法缩小影响；所以，郎咸平应邀来内地大学讲演，恰恰找对了说话的地方。将言之有物的真学问，光明正大地讲出来，笔者欠学，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家法律或学规说没在学术报刊上发表的东西就不算学术，就是“在不该说话的地方说话”。

　　何谓“不该说话的地方”，说白了，大概就是不该到内地的大学讲演、把问题捅开吧。大学的讲坛如果是“不该说话的地方”，什么地方是“该说话的地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好象没有规定中国什么地方是“不该说话的地方”，自然，更没有规定大学讲坛就是“不该说话的地方”。

　　央视之所以不评郎咸平为年度经济人物，诚如《对》文作者所言，是“央视有意抵制郎咸平，郎咸平不为大陆主流经济学者所接受”。既然如此，就不好用“刘姝威--蓝田集团”的例子来对比。刘姝威发现蓝田的问题后，在内参上发表《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文章，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敢讲真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向政府提出紧急建议，她被央视评为2002年的经济人物，原于她的学识和人格。倘说影响，刘姝威得罪的只是蓝田集团，并没有得罪经济学界，恰恰给经济学界带来了光荣。而郎咸平在经济学界集体失语的情况下，一鸣惊人地指出了格林柯尔的问题，既在学术上拔了头筹，又相形见绌地暴露了内地主流经济学家中的软骨病和失语症；既得罪了格林柯尔，又得罪了经济学界，结果当然会跟刘姝威不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郎咸平不为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见容，不被主流经济学家们意见所垄断的央视这次经济人物评选所选中，并非学术争论的地点或范围问题，而是《子夜》里李玉亭式经济学家们的党同伐异而已。

　　《对》文说郎咸平“本来就不该说话”，这更让人匪夷所思。郎咸平通过学术研究，发现了格林柯尔的经济问题，进而公开揭露其席卷国家财富的经济运作过程，以期引起关心者的思考、管理者的补救、决策者的反思、改革者的警醒、执法者的警觉，使国有资产得到保护，使国退民进更加规范，有什么不该说的呢？难道应当像一些受雇于某些企业的经济学家为了维护雇主的利益而不去讲真话；难道可以像研究“经济政治学”的“政治经济学家”让学术为政治风向服务而不好讲真话；难道可以像拉赞助拉广告的那样只能歌企业之德而昧着良心不敢说真话；以至听任国有资产被人暗中侵占、而人们却要对侵占者奉以民企之神似地顶礼谟拜鸦雀无声么。时评界经常引用西哲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可《对》文指责郎咸平“本来就不该说话”，不但没有捍卫人家讲话的权利，反而站在侵占者的角度帮侵占者及其帮忙者或帮闲者说话，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郎咸平先生讲话的权利都要剥夺掉，这种学阀的作风、话语的霸气，让人不寒而栗。

　　《对》文最后说，“即便国内只有5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也不会包括郎咸平，他充其量比内地的其他一些经济学者们多了一点良心。但经济仅凭良心就成了吗？”善哉，《对》文总算说了一句良心话，郎咸平“比内地的其他一些经济学者们多了一点良心”，在“商业气氛很浓”、“很浮燥”的环境下，有这个“多一点”就很不错了。《中国青年报》专题调查的14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二人，可见“多一点良心”是多么的不易和宝贵，而这正是“内地的其他一些经济学者们”不能“多一点”的地方。温家宝总理提出要研究穷人的经济学，没有良心或良心少一点是不可能研究好的。郎咸平之所以能得到那么高的公众信任率，正是因为他多了一点良心。有了这个最好的公众信任率，那个入选范围不周延的经济人物不评也罢。

　　最后提醒《对》文的作者，一、郎咸平揭露格林柯尔并非“哗众取宠”，而是把暗中席卷国资的情况公诸于世，让公众知情；二、经济学者的良心与经济的良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文结尾的那句话偷换概念了。当然也要提醒郎咸平教授，下次到哪个大学作讲演，别忘了带上大学教授的证书，免得人家怀疑你教授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