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走近真理”

　　科学探索是无止境的。

　　“从1973年在百色盆地西端发现第一个旧石器地点算起，至今已经32年了。对一个考古项目来说，32年不算太短。然而，如果作为一项科学探索活动，应该说考古学家对百色

　　“手斧谁打的，打石器有什么用？”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冯小波博士，自称是见了手斧就兴奋。“你们看这幅手斧分布图，丁村有，蓝田有，洛南有。我在湖北郧县也发现有，不过才9个手斧，全是地表采集的，但百色却发现了这么多。”冯小波满脸的“不服”。“百色运气为什么这么好，百色手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冯小波念叨了好几次。

　　“当时百色的古人类，是生活在80万年那次玻璃陨石事件之前，还是之后？他们是否只在百色盆地生活了一段时间，或是一代一代地繁衍下来，他们的去向究竟如何？”美国史密森研究院人类进化署首席科学家鲍立克博士，对百色旧石器的考古工作评价很高，提的问题也多：“每一次科学的发现，都会带出许多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古人类是如何使用石器的，是用来挖树根，还是用来打猎？”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前馆长、法国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德隆美看了百色手斧后很激动：“百色遗址非常重要，与欧洲发现的东西可以对比。其实，对百色石器的研究刚刚开始，研究人员下一步会研究石质的变化，石器是如何分布的，会进行类型学的研究。”

　　世界同行们给百色考古列出了一道道的“考题”。“本来这个项目主题是考古，得，往那里一放，先确定层位和年代，我哪有时间搞考古呢。”黄慰文笑着告诉记者：“我都退休8年了，需要做的事更多了。”

　　其实，祖籍广东台山的黄慰文真没有想到，“1958年大学毕业从事考古工作以来，没有第二个项目像百色这个项目一样，与我有这么特殊的关系。当初在陕西汉中盆地搞研究，来百色后，一忙就把汉中给‘甩’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再捡起来，一直就在百色。”

　　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在阶地的网纹红土里找不到动物化石，我们就改变了方向，到洞穴里找。”在考古人员的想像中，远古人类在河流两岸打造石器，为了躲避强兽，到更高一点的洞穴中休息或许更安全。

　　研究人员们能不能开启又一扇通往真理的大门？

　　2002年10月之后的半年时间，以广西自然博物馆为主体的发掘队，对田东县布兵盆地的么会洞遗址进行主动发掘。发掘成果让考古人员们再次集体“亢奋”：发现石制品8件，直立人、巨猿等人科化石10余件，马、猪、牛等10多种动物的化石一批。这是广西迄今为止最古老的人类活动证据，这些化石距今约180万年。

　　袁宝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代史前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学大师裴文中的高徒，曾长期追随刘东生院士进行华北黄土和青藏高原研究。在老朋友黄慰文的恳请下加盟百色考古，让袁宝印与南方的红壤又有了十几年近距离接触的“情结”。“百色的地质很值得研究，以后将着手研究百色盆地第四级阶地与么会洞内地层的关系。通过地层对比，测定该洞穴内人类化石的时代。”

　　在百色，180多万年已经有人类存在，80万年前他们打造了技术先进的石器，并且还是两面对称的手斧……这幅考古人员描绘的远古人类生存路线图，在普通人眼中，是那么平和；但是在考古人员眼中，却又是一道道的难题：180多万年与80万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百色只有一层地层中出现了手斧？

　　难题，在考古人员眼中，就是一系列诱人的研究课题。“1973年发现旧石器后，有人提出疑问，说百色手斧是年代很晚的产品。我们一直在找证据，没有找到时很郁闷，找到了很高兴。观点上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个好事，逼着我们去找。没有这些争论，也就没有动力了。”参与百色考古的研究人员说：“感谢给我们提问题的人们。”

　　“20年来做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表明，我们正在走近真理！”黄慰文告诉他的世界同行们。

　　但是，黄慰文非常清醒，“我们离真理仍然很远很远。因为百色盆地在研究上潜力巨大，特别是盆地边缘石灰岩地区那些埋藏着丰富动物化石、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洞穴，在探索早期人类进化上所展示的美好前景，强烈地吸引着每一颗探索的心。”

　　更具挑战的考古工作刚刚开始，黄慰文激情满怀地告诉他的团队：“对百色盆地的研究，不应该止步不前。”

　　但是，黄慰文的腿脚却有点不灵便了，跟随他的助手们说，也就是这两年的时间，看着黄老师老了。黄慰文说，不要紧，我走得慢点就是了。

　　有哲人说，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初恋般的热情，宗教般的意志。

　　纷繁的城市，灯红酒绿，充满了各种诱惑；寂寞的野外，有这样一群考古工作者，长年坚守。这句话送给他们，很适合。

　　“我们在走近真理”，是考古人员自己默默牢记的信念。

　　正是这句话，支撑着这群被人们称为“考古狂人”的科研人员，在百色红土地上坚守30年。

　　《华南新闻》(2005年12月21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