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

　　站在宝山小学的操场上，透过铁门向西望去，20米开外，是另一所小学，和这边师生众多不同的是，那所学校只有一个学生，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学生。

　　2005年12月12日，星期一，早上7点50分。

　　位于辽宁省宽甸县石湖沟乡宝山村的宝山小学，冬日的太阳已经升起，为刚下晨读

　　“看那边国旗还没有升起来，就知道他还没开始上课。”一位老师对《公益时报》记者说，“亮亮（化名）那边情况特殊，生活习惯和我们也有些不同。”

　　做一回亮亮的同学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清晨，晓风凛冽，寒气侵骨，走在户外，行人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被刺激得精神抖擞，残余在毛孔底下的睡意也被驱赶殆尽。初起的太阳温和地沐浴着村庄的一切，让人觉得明亮而不刺眼，整个人神清气爽。

　　早上七点半左右，爱心小学和宝山小学外的土路上，就陆陆续续地传来自行车的铃声。孩子们坐在后座上，由爸爸或妈妈推着送进学校。

　　这天上午，作为“爱心小学”的编外生，《公益时报》记者和亮亮一起上课，感受那份特别的学校生活。

　　按照课程表，上午第一节课是算术课。

　　亮亮的唯一任课老师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算式：11-7=？11-4=？7+4=？4+7=？

　　随后，王老师拿出一把由一次性筷子折断的小木棒，摆在讲台上。讲台紧挨着亮亮的课桌，桌面相连。

　　“这里总共有多少根木棒？”

　　亮亮看看记者，伸出小手，用食指点着小木棒，从右到左，一根一根地数：“1、2、3……11根？”

　　王老师用白色粉笔在讲台上写下“11”这个数字，然后把这些小木棒分成两部分，“这边是多少根？”

　　亮亮一根一根地数完：“这边7根，这边4根。”

　　王老师在讲台上写下7和4，问道：“11减去7等于多少？”

　　亮亮望望记者，看看老师，好像还没有进入状态。

　　王老师指着两堆小木棍提示：“这里总共有11根木棒，减去了这边的7根，你说，这边还剩下几根？”

　　亮亮再次数了数老师示意的那堆小木棍：“4。”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答案，继续讲解11减4 的算术方法。在老师的启发下，亮亮很快掌握了加法。不仅知道7加4等于11，也知道4加7等于11。看着老师赞许的目光，亮亮学习渐入佳境。当老师举一反三地问道：“7+7等于多少？”

　　“14——哈哈！”

　　亮亮嗓门提高了，他两手握拳，举过头顶，像进了球的足球明星，兴奋地挥了两下，那天真无邪的眼光似乎在提醒记者，“我本来不应该和别人有区别的”。

　　40分钟的课程很快就过去了。老师一说下课，亮亮就从柜子里拿出乒乓球拍，拉着记者来到了隔壁的村委活动室。

　　活动室没有球桌，但这并不妨碍亮亮的玩兴。他以地为桌，和记者“乒乒乓乓”地对玩起来。亮亮的球艺不错，王老师说，这都得益于近一年来的训练。看得出来，亮亮很聪明，在游戏中，他总是能想出一些办法试图让记者上当输球。看着输了招的记者，手舞足蹈的亮亮得意地笑起来，不过，笑着笑着，他开始咳嗽。这时候，记者才回忆到，就在刚才课间，亮亮会不间断地打几个哈欠，时而咳嗽几声。

　　事实上，教室里有暖气，不过还是有点冷。每当冻出鼻涕的时候，亮亮就跑下座位拉开柜子扯出一点卫生纸，擦一擦，把脏纸团丢到门背后的垃圾桶里。记者注意到，柜子上有一个小药箱，但对于小亮亮的特殊病情而言，这个小药箱或许更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宽甸县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说过，我国目前还没有可供儿童使用的艾滋病药物。

　　提起亮亮的身体和学习，宝山小学校长文荣哲说：“他从小就虚弱，身材也弱小，没有上过学前班。来学校时他已经7岁，却比同龄人要吃力，一开始甚至总是把2和3搞混淆。”

　　不过，一年之后，亮亮已经大有进步。

　　一个村庄 两所学校

　　多年以来，宝山村民早就习惯了只有一所学校，犹如习惯了这个边陲小镇的安静。但2004年9月，亮亮的上学，打破了这种习惯。

　　那一次，7岁的亮亮根据中国人的教育习惯，被父母送到了当时的宝山小学上一年级。和别的孩子不同的是，亮亮早在出生时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亮亮父母，由于在怀孕时没有采取母亲阻断的医学措施，亮亮一出生便注定和周围的孩子有了不一样的命运。

　　当初，亮亮要上的宝山小学有四个班级、10个老师、32个学生，这是一个在当地人看来颇值得自豪的学校，因为他已经为宝山村培养了20来个大学生。

　　亮亮的到来，在宝山村炸开了锅。宝山小学文校长告诉《公益时报》：“他来了以后，其他学生就不来上课了，有一些还转学了，这里就只剩下高年级的十来个学生。”那段时间，因为一年级老师请假了，文校长就一个人为亮亮上了一星期的课。

　　和文校长一样，村里人大都知道艾滋病不能通过一般的接触传染。宝山村支书裴日明告诉记者，这些知识，上面有人进村宣传时早就讲过。

　　但问题是，孩子家长还是不放心，“万一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弄出了血怎么办？”

　　有人提出拒绝亮亮上学，但立即遭到了领导和学校的断然拒绝。于是，宝山小学发生了有史以来的首次集体罢课。

　　此事惊动了宽甸县政府的好几个部门。教育局、防疫站和当地乡政府通过研究，最后决定为亮亮另办一所“爱心小学”，地点就设在村委会，跟裴支书的办公室相邻。和宝山小学不一样的是，爱心小学只有1个老师和1个学生，并且学生不用交任何费用。

　　2004年11月20日，这所在全中国范围内也称得上特别的“一人学校”正式成立，并随即开始教学。

　　在裴支书的带领下，《公益时报》记者参观了爱心小学。这是一个不到八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小，却很明亮、暖和。

　　教室的入门处，摆放着洗脸盆、毛巾、香皂和电暖壶等生活设施，教室的洁白墙壁上，贴着“认识数字1-100”和汉语拼音字母表之类的挂图，惹眼的是，教室里还有电脑、音响等设备。

　　“音响是专门为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准备的。”裴支书介绍，包括电脑在内，课桌和教具全是相关部门和单位捐助的。“宝山小学10个老师才用一台电脑，而且还不如这台新。你看这学生课桌椅，还是可伸缩的。”支书的语气平缓。

　　师生情深

　　作为爱心小学现任的唯一教师，58岁的王老师是刚退休的乡文化站长，站在记者的面前，他的脸上满是沧桑，初次见面就让人联想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裴支书告诉记者：“在王老师之前，我们一共找过四个人担任亮亮的老师，但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老王是第五个人，以前也当过小学老师。”

　　家住石湖沟乡另一个村子的王老师，不仅承担着对亮亮的“传道授业解惑”任务，还肩负着“保姆”和“保镖”的职责。

　　亮亮身体虚弱，王老师总是寸步不离地陪伴着他，除了上课细心教导以外，课外还陪他玩，上厕所扶他站着、蹲下，并为他解裤带、系裤带。

　　王老师家离爱心小学有十多里路。每天早上，他要骑车40分钟或者步行70分钟来给亮亮上课。

　　“上个月，我干活的时候把这个手臂给扭伤了，骑不了自行车。”中午放学后，王老师按按右手臂膀，叹了一口气。因为身体的缘故，亮亮每天下午没有课，中午十一点多就被家长接回家了。王老师收拾好教室，也准备回家吃饭。

　　外面阳光灿烂，但是依然寒冷。王老师穿上棉袄，记者决定跟着他走一程。

　　“我真的不愿意记者来问我什么。”王老师锁围墙铁门的时候，不经意地透露了一句，“防疫站给我下了一个死命令，绝对不能随便接待记者。”

　　看得出来，每当有记者要求采访的时候，王老师的压力最大。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随和善良的人。走在乡间的土路上，记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他拍照。他无可奈何却又非常配合地说，“你拍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总不能空着手回去。”他还说，以前也有记者拍摄他走路的镜头，还要求他“再来一遍”。

　　王老师告诉《公益时报》，自己当了近20年的乡文化站长，去年10月退休后，就在石湖沟乡各村写防治艾滋病标语，正是在那时，他知道了宝山村有一个年仅7岁的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他竟然成了这个孩子的老师。

　　“你别看他人小，可知道‘报恩’呐！”王老师透露，去年，他到这里还不过十来天的时候，亮亮带了两个苹果上学，却把那个大的给老师吃。还有一次，王老师骑车不慎摔倒，当他一瘸一拐进了教室并站着上课的时候，亮亮说：“老师，你坐我的椅子，我站着。”

　　言谈之中，记者分明感受着这对特殊师生的深厚感情。尽管现在的教学相安无事，但王老师依然希望亮亮能融入真正的校园，早日感受有伙伴的童年生活。

　　临别，王老师向记者展示了他不久前专为亮亮写的一首儿歌：

　　“小喜鹊叫喳喳，飞来飞去把话讲，告诉你告诉他，宝贝上学了。小喜鹊叫喳喳，叫我好好学文化，学好知识本领大，长大建中华。”

　　不是尾声

　　上课前，记者在爱心小学见到了亮亮和送他上学的妈妈。

　　那是一个典型的朝鲜族妇女，中等身材，脸庞有点圆，眼睛笑眯眯的，看得出来，小亮亮像妈妈。

　　当记者向这位妇女提出采访请求时，遭到了断然拒绝。她解释说，“我不喜欢记者乱写乱说！”这位母亲回忆，多年前，孩子才一个月点大的时候，沈阳一家报纸采访后“胡说八道”，还弄了一张假照片说是亮亮。正是从那以后，村里人开始与亮亮一家疏远了。

　　放学时分，亮亮妈妈来接孩子，她再次坚决拒绝了记者上门做客的请求。

　　临别，不谙世事的亮亮站在校门口，对记者挥挥手：

　　再见！

　　评论

　　让我们负起成人的责任

　　■ 特约评论员 邓江秀

　　如果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这么一份正式的官方报告，我很难想象，在这个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星球上，每天还有那么多儿童在忍受煎熬，和我们每天感受到利益的诱惑不一样的是，在那些天真无邪的眼睛里，世界竟然是那么的孤独、无助和灰暗；

　　如果不是《公益时报》记者的身临其境并为我们描述个中的情景，我也很难体味到“一个学生的学校”的伤感和无奈。

　　在这个西方人传统的盛大节日即将来临之际，在人类又将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不幸，也是有幸看到了这两个报告，前者从宏观上描述了地球上鲜为人知的儿童问题另一面，后者则以微观的视角，告诉我们那个正在发生和发展的真实故事。

　　的确，儿童问题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它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甚至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儿童问题，但我更相信任何一个善良的人也不会否认，相对我们这些有能力去参与各类社会竞争的成人来说，那些依然生活在贫困和孤独中的儿童，比我们任何一个困窘者都要更值得关注和关怀。

　　在成人的眼里，再美的世界，也会存在污浊，而在儿童的眼里，哪怕这个世界再污浊，只要有一点点亮色，那亮色就是儿童眼中全部的美丽。这，就是成人和儿童的区别，也正是我们成人世界需要负责的理由。

　　我们都从儿童时代过来，或多或少地感受过幸福，也或多或少地尝试过不幸。对于那些远去了的不幸和不快，我们有的学会了遗忘，有的则学会了记忆。无论如何，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童年的时光。

　　犹如一张白纸，每一个人来到世间，从幼儿到儿童再到少年和成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张白纸上写满了五颜六色的记忆，幸运的童年，留下了五彩的画，不幸的童年，或许就是一种乱涂鸦。

　　成人的责任就在于，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双手，去呵护那些尚是白纸般纯洁的心灵，我们应该，也有能力去改变那些不协调的音符，让儿童的心灵记下优美的乐曲。

　　我们开始习惯了关心自己的孩子，还要习惯于关心周围的孩子，最终要学会关心所有的孩子。

　　或许，几十年之后，我们可以回首往事，自豪地说一声：我是真的爱孩子，爱所有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