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土地进城市待岗 “农转非”居民生活迷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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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22日07:42 新华网 | ||||||||||||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裹进这一社会变迁。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约有4000万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城镇居民。 然而,当“农民”与“居民”身份之间几十年的鸿沟被填平之时,这些已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农民”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多少欣喜,相反地,却是在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保障之后所感到的深深的失落。在现实中,他们的这种失落感又在对城市生活和竞争的忧虑中进一步深化为对未来的彷徨和对现状的不安。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首先实现“人的城市化”,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三年前,余连英和她的家人都是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游仙村10队的农民,还要在自家的1亩2分地里耕耘,在猪圈里辛勤劳作。今天,余连英已经是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欧家坝小区的居民了,不仅有绵阳市的城镇户口,还住着四层高的小洋楼。随着绵阳市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余连英所在的游仙村的几千亩土地被征用,她和她同村的3000多名乡邻也因此被转化为市民,并被统一安置在一个城市化的小区里。
据余连英介绍,在征地以前,他们挺羡慕城里人的,“住着干净、统一的小区,享受着国家投入的各种城市设施,外面有宽敞的公路、价格便宜的公交车,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干净明亮的卫生间,而以前在农村,修路要一事一议自己出钱,更别说统一的下水道和排污管道了。” 很多年前,余连英一家甚至想过花钱买一个城镇户口,但一想到一个户口要花几万元,心里又舍不得。而如今他们没花一分钱就成了绵阳市的城镇人口了,但心里却又有些空落落的。她对记者说:“虽然现在是城里人了,是市民了,但我们养家糊口的土地没了、猪圈没了,以前可以住一个很大的院子,现在只有一块五、六十平方米的宅基地,城里人有社保、医保、低保、养老保险,而我们每人每个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为尽量避免农转非人员在征地拆迁之后生活水平下降,针对他们可能出现的生活困难,游仙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在此之前已经竭尽全力给予各种帮助。据经济试验区干部们介绍,为尽量减少农转非人员在征地后置业和生活上的困难,经济试验区统一将分给每户的宅基地都做了地基处理和整平,仅此一项就平均为每户节约了1万多元钱。从今年起,全区农转非人员的生活补贴都已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以避免拖欠情况的发生。 游仙经济试验区管委会一位负责人朱伦泉对记者说,经济试验区所在的游仙区是四川省县乡政府负债较为严重的一个地区,人口不足50万、区级财政不足2亿元的游仙区负债竟高达17亿多元。面对因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农转非人员,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一时满足不了农民对转变成市民后的生活所寄予的种种期望。
如果说城市化不能使农转非人员直接受惠,那么城市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实质的吸引力,带来的仅仅是农民变市民的精神上的满足。相反,和农村户口一同失去的,是他们的猪圈、耕田以及建立在这些农村特有生活、生产资料基础上的踏实感。 刘福秀原来是游仙区游仙村5队的农民,现在也已转为城市户口。据她介绍,在失地拆迁之前,家中共有1.6亩耕地,养了1000多只鸡,此外家中还自办了一个220多平方米的养猪场,里面圈养了200多头猪,一年收入高达三、四万元。 刘福秀说,如今,耕地没有了、养猪场没有了、也没地方养鸡了,干了一辈子的农活,离开了土地,很难在城里找到能保障生活来源的工作。为维持生计,只有靠丈夫出去打零工,每个月赚400多元钱。而我什么事也没有,只有呆在家里,就像城里的下岗女工。 记者又来到游仙村8队杨发学家中。他告诉记者,2002年土地被征用以前,家中有6亩多耕地、一个260多平方米的鱼塘。以前仅靠养鱼和种一些经济作物,一年下来家里可以存两、三千元钱。而土地被征用后,房子、鱼塘都没有了,自己又不会什么技术,也只能打些零工补贴家用。
去年,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达了对“农转非人员在城里失业”现象的忧虑。他说,据初步调查,四川全省的农转非人员目前有141万人,其中就业不足6个月的失业者有56.8万人,占40%。 为了能在“城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一些农转非人员甚至铤而走险,将安全置之度外。例如,甘肃省兰州市大雁滩村有1600多村民,随着近10多年来的工业城建设,政府在征用其土地后,给村民们规划了统一的住宅小区,为每家建了一座二层小楼。但近年来,为了寻找出路,家家户户都开始在楼上增加楼层,有的甚至加到了4层;楼上自住,楼下出租。 该村村民刘克信说:“在加盖楼房的过程中已经出现过墙体出现裂缝甚至倒塌的事,但由于没有了土地,为了多出几套房子出租,村民们还是不断地加楼层。” 大雁滩村村委会主任吴茂说,没有了土地,村民只能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但由于缺少文化和技术,加上村集体企业近年来纷纷关门,目前出租房屋成了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虽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却能解燃眉之急。
城乡二元结构型的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包袱。为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致力于城市化发展战略。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政府主导力量的加强,城市化开始进入加速期。据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们分析,我国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
然而,在目前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农转非人员的境况逐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中国社科院专家介绍,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增加的上访者是因失去土地而又未得到妥善安排和适当补偿的农民。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的农转非人员,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农转非人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大量农转非人员因失地而丧失虽然低微但相对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再就业又困难重重,再加上没有社会保障,使生活前景充满风险。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在目前城市化的加速过程中,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出现了大量无地、无业的“农民”,尤其是大量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城市里享受的公共权利、公共服务与拥有户籍的市民相比还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加快城市化,最关键的还不是扩展城市漂亮的高楼和绿地,而是加快农民的市民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步伐,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争议、农民工的利益保护等问题。(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