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票贩子“打票”内幕（下）

　　（新疆都市报记者 陈事图/记者 单坤）

　　核心提示

　　连续数日的暗访使人们对猖獗一时的票贩子倒票的程序、方法和内幕基本有所了解，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票贩子在倒票之外的生存状态只是冰山一角，也是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备感困惑和最想知道的内容。

　　通过跟不同类型票贩子多次的近距离“相处”，记者还产生了对票贩子组成人员的来源、身份构成、内心世界和价值观等方面进一步了解和剖析的“兴趣”。我们希望本篇报道所揭露的事实，不仅会加深人们对票贩子的了解与认识，同时也能给相关的管理等部门和关注这一群体的人士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巨额利润驱使票贩子冒险

　　今年春运期间，铁路公安部门在全国１００个大型火车站和部分重点列车上全面调查了旅客所持车票的来源，对３０万名旅客的调查结果表明，有２．５％的旅客购买了高价票。

　　按照该比例计算，在今年１月２５日至３月５日的４０天春运中，铁路运送旅客计划达到１．４５亿人次，那么购买高价票的人数就将达到３６０多万人。如果一张票加价５０元的话，整个春运期间就有近２亿元落入了票贩的腰包！

　　再以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计划运送旅客量为１１０万人次来推算，仅新疆的票贩子就从春运高价票上至少攫取了１５０万元！

　　然而，中科院专门为此成立的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却与铁路警方悬殊极大：购买高价票的旅客比例竟然高达７３．６％。

　　记者采访中的随机调查表明，在客运高峰期间从乌鲁木齐始发的车票中大约有３０％的是加价票。

　　明知严厉打击、却又顶风而上，这种巨额利润就是票贩子们冒险的“原动力”。

　　票贩子“怪胎”的产生

　　有关资料指出，运输能力紧张的亚洲一些国家和运输能力发达的美国都没有出现倒卖火车票的庞大群体，而中国却偏偏存在这样一个为数众多的特殊群体——票贩子。

　　乌鲁木齐火车站和乌西站以它们得天独厚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场所，不仅成为全疆人民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枢纽，也成为南来北往广大流动人员天然的容身之地。长期的利益共谋在不经意间培育和滋养一个社会“怪胎”——票贩子阶层。

　　由于种种原因与土地分离的人在经历了离开故土的痛苦之后，为获得新的生活来源，很快适应了“票贩子”这一并不体面的角色。

　　他们以抛弃尊严和道德为代价，为获取来路不正的既得利益，努力地在火车站这个“空间”盘踞和“经营”，并逐渐“混”为火车站“社会”之中的“主流阶层”。

　　有“票头”保守估计，乌鲁木齐火车站目前就有票贩子五六百人，西站约有一二百人。

　　与全乌鲁木齐市二百多万人口相比，不到一千人的票贩子也许无足轻重，但寄生于两大火车站的这个灰色群体，在经历了长期的“优胜劣汰”之后，已经形成了具有“抵抗力”的特殊阶层，不仅越来越影响到铁路治安、民众心态、铁路声誉等多方面，也使首府的整体形象蒙羞。

　　“无根族”成分复杂

　　盘踞多年的近千人的票贩子来自哪里？又是怎样构成的？

　　据了解，票贩子群体中大部分来自外省市，其中以河南、四川、重庆、安徽等地的居多，也包括陕西、甘肃、湖北、宁夏、山东和新疆本地的少量人员。

　　辗转千里来到乌鲁木齐的这些人，将必须重新适应一种陌生的无根环境。当票贩们远离原籍时，被割舍的不仅是乡情，曾经深刻影响他们的地域文化也随之断裂。在这种环境里，孤立无助的感觉使票贩子们一方面挣脱种种束缚捞取不义之财，另一方面则拼命寻找立身之地。

　　票贩子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来自外地的农民；下岗失业人员；刑满释放及吸毒人员；其他闲杂人员。综合看来，票贩子组成的特殊群体就具有了流动性、无户籍性、低学历性和去留无计划性等特性。

　　为牟利丧失羞耻心

　　在票贩子中，也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约４０％“拉皮条”、约２０％是“打票”、另外２０％做“票头”。女票贩数目甚至超过男票贩：“拉皮条”和“票头”中的女性竟然分别占到６０％和３０％左右，而且“票头”中玩得大的很多都是女票贩，不少票贩子都说“她们平均每天可以出票１００多张”。

　　复杂的票贩子人员构成已经成为城市的一种潜在风险：票贩流落异乡，在陌生的环境里，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压迫他的只有生存负担，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

　　当经历了第一次被铁路公安抓获的羞辱感之后，第二次以及后面无数次羞愧感已经渐渐淡化，他们不需要对任何人的“面子”负责。

　　乌铁公安方面表示，活动在车站的绝大部分票贩子都受到过铁路公安部门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处理，因倒票被抓被处理几次甚至数十次已是司空见惯。

　　票贩子也有“贫富差距”

　　干着一样的违法勾当、散起来像流沙、内部格局却张弛有序。这是票贩子群体共有的特征。

　　当票贩子倒票形成一个半遮半掩的市场时，票贩子群体自身也已经形成一个“小社会”，也就有了“小社会”里的贫富差距：“票头”的月收入往往比普通“拉皮条”的月收入高出三五倍，相差最多的时候可以高出几十倍！

　　票头与票头之间的收入同样存在着很大差距：一般票头在春运期间可以挣到３－４万；有些专职性很强的票头，上半年在内地倒票，下半年再来乌鲁木齐一年可以挣到近２０万元；而手段更高的大票头，在前几年一年就可以挣到１００多万元。

　　作为漠视社会伦理道德的“自由人”，长期非法掠夺他人收入并屡屡得手使票贩子形成畸形的思维定式，道德底线也随之一点点消失。而公众这个“小社会”客观存在的歧视，又使这个“小社会”与人们生活的社会拉开了距离。

　　倒票是主要谋生手段

　　几乎所有的票贩子都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倒票行业“挣钱比较容易，远比打工的和一般上班的要好，但比做大生意的人弱一些……”

　　在票贩子看来，本地吃低保和下岗职工人群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是“往下走”的；而票贩子们的社会位置虽然也很低，但与他们进城之前相比，收入高了，眼界也得到开阔，态势上是“往上走”的。

　　尽管票贩子的心理上与这个城市有距离，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地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

　　慢慢地，这个特殊人群事实上已经是首府的一部分，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社会位置，在裹挟进城市序列的同时，将非法收入作为交易，为下一代换取市民资格。

　　目前，一些已经挣上钱的票贩子，花钱给子女买了本市城镇户口，让他们的子女脱了“农衣”。据了解，掏钱在本市购买商品房的票贩子，在乌站已逐渐增加，带着子女来这里上学的也已占到２０％左右。

　　居住环境脏、乱、差

　　票贩子居住的环境比一般人想像的还要脏、乱、差，他们恶劣的生存条件与较高的“收入”成反比。

　　四川、湖北、新疆等地的票贩子住在乌站后面不远的铁西村，这片地方离车站比较近，虽然房子不是很高且很简陋，但多是用砖头垒的，他们租的也大多是十几平方米的空间月租一般在１５０元左右。

　　河南、甘肃、陕西等地的票贩子，一般居住在离车站较远的铁西村较深地带，也即是在“妖魔山”半山腰或是山背面。这里的房子不但简陋，还多是土块砌成，既矮又小，一般在１０平方米以下，甚至更小，月租在１００元左右。

　　以上居住情况，除了有老乡情节和生活习惯有关外，经济承受能力也是很关键的。一些挣上钱，或者是老资历的票贩子，或者是子女比较多的，他们也会在车站旁边的家属区租住楼房，大一点的单间或是小一些的套间，月租要在３００－６００间不等，但这样的票贩子还是少数。

　　家族式倒票盛行

　　同时，票贩子倒票的类型特征也比较明显，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兼职的：淡季时做其他事情挣钱，旺季回到火车站倒票。

　　专职的：除了倒票，别的不干。

　　单干的：自己买票，自己倒票。挣不了大钱，但有机会就向旅客疯狂要高价。

　　团伙的：几个人结伙一块干，有打票的、有拉客的、有出票的、有收钱的、有望风的。

　　固定的：在车站受过多次打击，有案底记录，为了安全起见，这部分人另辟一条路，利用已有的拿票资源，给需求量大的单位弄票。这些人以躲起来的方式继续地下倒票，车站见不到他们的影子。

　　家族式的：这种票贩子以家族为单位，倒票时间较长，以倒票为主要谋生手段，从中获利的数额远远高于从事其他服务业或商业小业主的收入。这类人数可以占到票贩子总人数的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