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毓刚：叫我“泰斗”是对我不尊

　　本报记者任重 永固 晓莺

　　打开互联网，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潘毓刚”三个字，都会出现几十万条搜索目录，在所有中文目录里，几乎在这位久负盛名的华裔科学家名字之前都会看到“量子化学泰斗”的定语。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了用这个崇高的称谓来表达对潘毓刚先生的尊敬，表达对他的学术成就、学术贡献的肯定。

　　然而，潘毓刚先生在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却表达了这样的期望：希望从《特区青年报》开始，媒体不要再给他冠上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光荣称号”。

　　叫我“泰斗”是对我不尊重

　　潘毓刚先生是美国著名大学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全美华人协会总会前主席。

　　十多年来，七十高龄的潘毓刚教授一直担任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很大、在美国出版的《科技导报》的顾问编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都曾任此职），为中国提供了许多世界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最新信息。由于潘毓刚在全球科学界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潘毓刚从１９７３年起便成为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是同届毕业生中最快拿到化学博士、最早当上化学教授的人。他仅用六年时间便由助理教授升任终身正教授，创下了美国波士顿学院的纪录。除在美国任教，他还兼任德国著名的史图佳大学、波恩大学和马克司甫朗克研究院客座教授。由于他在量子化学等方面的卓越的贡献，１９７８年他获得联邦德国高级科学家特别奖，１９９４年又获得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当年获此殊荣者只有他和著名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三人。

　　改革开放之初，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国科学院于１９８０年聘请首批海外华人及国内各学科顶级科学家１０人为中科院名誉教授，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参谋顾问。他们是物理方面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化学方面的潘毓刚、李远哲；数学方面的陈省身、林家翘及生物学等方面的吴瑞、牛满江。从１９７７年起，潘毓刚先生每年都到中国来讲学。２００１年他在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就宣布不再带博士生，而选择回中国讲学了。他少小离乡，念念不忘故土的一山一水，总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了能多些时间回来讲学，他经常辞去欧洲一些国家的高薪聘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量有关潘毓刚先生的报道都不约而同以“量子化学泰斗”来称呼他，记者来访时也以这样的称呼来表达我们的敬意，但潘先生却显得不怎么高兴，他对记者说，希望从本报开始，不要这样叫他了。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一个科学家一生追求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叫我‘泰斗’其实是对我不尊重！”

　　潘毓刚先生向记者深情地回忆起他学习成长过程中得到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海森堡和迪拉克的教诲，他说，迪拉克和海森堡老师才是“泰斗”，因为他们创立了这个学科，“在我的词典里，只有学科创始人才能对‘泰斗’这个荣誉当之无愧。而我只是有幸成为‘泰斗’的学生，并在这个领域中的‘量子化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做出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潘先生对记者说，中文的词汇里还有一个词叫“捧杀”，令人触目惊心！不恰当的赞誉可能令一些人自以为是，忘乎所以，飘飘然，但对于一个坚守科学精神、崇尚实事求是的人而言，却就是“捧杀”！“作为科学家，我一直要求自己也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勇于质疑，并不认为谦虚就是一种美德，但每次我看到自己名字前面‘泰斗’这个词都感到不舒服。你可以说我是在这个领域取得较大成就、做出较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但你把‘泰斗’强加给我，其实是对我的不尊重，令我感到尴尬。”

　　在采访之初，著名华裔科学家潘毓刚先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高风亮节。

　　将爱心关怀倾注中国大学生

　　从今年9月份起，潘毓刚先生来到汕头大学，亲自在汕大理学院教大一本科生的《化学导论》，还教研究生的《量子化学》课。课程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把目前世界上最好的4本教材整合后作为讲义发给学生。研究生的课几乎全刻在他的脑子里，因为这些内容与他每日做的科研联系紧密。但他告诉记者：“在美国都讲了几十年，闭眼都可以讲。可是我一点也不敢马虎。教材是经过多番精选而成，为了让学生真正听懂，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保证他们弄明白为止，所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潘毓刚告诉记者，在整合本科生的教材时他发现有些内容出现错误，为此，他常常要“花点时间给教科书挑错。”

　　这位70高龄的老科学家一周至少要在讲台上站8小时，另外还在办公室为学生提供大约5小时的答疑时间。

　　记者在潘先生的办公室门口看到贴在门口的一张纸条，是他亲自写的，上面写明了三个时间段提供给学生的“答疑时间”，还注明：“如上述时间不能前来，可来电预约其他适合时间。”并提供了他的宿舍电话号码。一个70高龄的老人，一位誉满全球的老科学家，对待大学本科生的基础教育是如此认真、如此执著、如此一丝不苟！

　　汕头大学理学院院长李丹教授告诉记者，不仅在汕大，就是在全国的其他高校，教授课余还提供这么长时间为学生答疑的情况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确实不多见。

　　记者前来采访时，刚好碰上潘先生当天上午有两节课，为研究生上《量子化学》，记者在教室的后排旁听，虽然对具体内容并没能都弄懂，但能够感觉到潘先生力求教会学生“把书读活”的努力。记者后来了解到，这两节课主要讲的是教材中一个很难记住的表，大多数学生对这个表的学习都是“硬背”，潘先生则运用数学的坐标、以推理的方法，在上课时把这个表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地向学生演示了一遍。当一些同学惊叹这个表原来这么容易记住时，他告诉同学们，做学问只要能做到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大多数知识其实不必死记硬背。

　　作为外行，记者在观察潘先生上课时都感到津津有味———这位只带粉笔不带教科书上课的老师，边讲课边把他的推理写满整块黑板，如一位大画家潇洒泼墨、行云流水，讲台下不时可闻学子们茅塞顿开的轻轻赞叹……

　　同学们告诉记者，潘先生上课还有另一些新意：他复印给学生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教材，同时他又告诉学生，没有一本教科书完全无差错。他鼓励学生在这些教材中找错，并给予奖励，而学生如果能够发现他上课时出现的错误并提出质疑，则会获得最高的加分奖赏。

　　潘先生对记者说：“我要同学们知道，敢于质疑教授的学生才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大人物，你始终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像这样的“传道授业”，怎能不令人受益终生？

　　在到国内各大学“支教”的同时，潘先生做的另一件事令人十分感动，那就是“为贫困学生打工”！

　　不管在汕头大学、暨南大学还是其他高校，潘先生都把这些学校付给他的酬金全部捐献给了贫困大学生。

　　潘先生告诉记者：“在我的求学生涯中，非常幸运没有出现经济困难，但回想起来，从我念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有过一些很聪明、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如果这些同学有机会一直升学的话，说不定成就比我还大。”因此，潘先生就把对于中国的支持变成了“为贫困学生打工”！

　　或许今后不会再有许多“泰斗”的称呼去引起潘先生的不快，但我们都知道，在许多人的心里，会长久地珍藏着他的名字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