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洋节当时髦

　　中国向来号称是“礼仪之邦”，最讲究过节。国有国庆，家有家祭，阴历节，阳历节，一年三百六十日，隔三岔五便是节。过完了自己的节，再随喜别人的节。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当然也就“节多人不烦”，过节总是一件好事，多多益善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当年李闯王的最高理想不就是“天天都过年”嘛！何况中国人又胸襟博大，能够融蛮化夷，许多外来的节，都被咱们兼收并蓄，毫不歧视。比如什么盂兰节，浴佛节，不都和中国自己亲生的节日一样对待么？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滋润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把那热爱过

　　不仅如此，一到2月14号，太太就命令我自愿买花献给她，说这是情人节的规矩。我说咱们是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怎么放着好人不做，非要做什么情人呢？一到4月1号，我就不敢与人打交道，除了新闻联播，别的节目都不看——只有党中央的声音是可信的。有个4月1号，一个学生跑来请假，说他母亲死了。我一拍桌子喝道：“这种玩笑也是开得的吗！你怎么能随便咒自己的妈妈死呢？”结果学生涕泪纵横，拿出电报，说他妈妈真的去世了。我赶紧道歉，说我今天从早上起床，4个小时内已受骗5次：太太把闹钟拨快1小时，邻居打电话让我到传达室取包裹结果啥都没有，路上两个“便衣”罚我5元钱后撒腿就跑，同事说有亲戚找我结果是个要饭的，走进学校碰到一个学生说今天教室停电休课一天。所以对不起我冤枉你了，快买票回家吧。这学生第三天就回来了，原来母亲竟然没死，是他的一位大款同学“愚”了他一下，当然，给他报销了路费……

　　一到年底，整个12月份别想安生。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张“圣诞快乐”。本来12月25号那天我家也确实有点高兴，因为次日是我妹妹的生日──她有幸跟咱们伟大领袖同月同日不同年生。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圣诞”那天我为什么要快乐。咱也算是通读过《圣经》的人，圣徒故事也能讲上几十则，身边也有几位“阿门”朋友。然而下班路上看见一辆辆自行车后面拖着的松树枝，看见一家家酒店门前明灭闪烁的小彩灯，看见一面面橱窗里横七竖八写着的“圣诞大出血”，“圣诞大愁(酬）宾”，我真是有点不明白：人家的节，他们忙活什么呢？

　　我不反对过节，也不反对过洋节。但我想，所谓“节”，首先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它的内涵应该是精神性的。过节，应该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检阅。而在中国，节的本质意义大都被消解、遗忘或者扭曲了。大多数的节日都变成了“饮食节”。五月端阳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发一桶油，教师节发一袋米……却很少有人去想一想屈原，想一想嫦娥，想一想国运民心，想一想教育前景。如果仅仅是“吃一顿”，我觉得也没什么，中国人拥有太深刻的饥饿记忆，以吃代礼，也不失为一种国粹，我们传统的见面语就是“吃了吗？”吃，毕竟是一种质朴而又实在的过节方式。但最为恶劣的是，明明是吃，却偏不明说，非要巧立名目做出像精神上过节的样子，而且繁文缛节尤其多，谁也不如他虔诚高洁，惟恐别人看穿他“吃”的本质。这就是鲁迅曾深刻指出的“做戏”！这个特点在引进了洋节后，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洋节的最大特色是吃的精神不强，于是天然地便于表演。过洋节都要有精神内容，送鲜花，寄贺卡，至少也要撒个谎造个谣，所以就显得格外高雅。更何况那是洋人过的节呢。因此，过洋节者飘飘然有一种“准洋人”的感觉。那节日本身与他自己的感情生命无关，他只是要通过表演某种程式，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什么基督的复活，什么爱情的纯洁，什么绅士的幽默，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鲁迅早就说过，外国的一切到中国来，都会弄得面目全非。如今圣诞节来了，中国的教堂增多了，但没有良心、不怕天打雷劈的人好像并没有减少多少；情人节来了，中国的情侣增多了，但朝三暮四、无情无义的人同样也不少；愚人节来了，中国的笑话增多了，但那些让你笑不出来的笑话却也还不少。

　　苏东坡说：“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这种境界自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梦想不到的。引进的洋节日，又被抽去了忏悔、受难的精髓。不少国人对待洋节日的态度，代表着对待一切洋文化的态度：只取其漂亮的外壳，买椟而弃珠。结果，我们百余年来，总是要“重新起步”。正像中国的足球，球星众多，球迷遍地，球论高深，球讯火爆，但就是球技太低，于是就假A假B，做戏表演，互相欺骗，其翻身之日，实在难待。过节问题也大多如此。

　　我想，节日不在多，只要能够诚心诚意，过好一个两个，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就是一个有追求的民族。

　　（作者简介：孔庆东，男，北大教授，其作品《47楼207》、《黑色的孤独》和《口号万岁》等书一直畅销不衰，深受各界读者喜爱。有媒体誉之为“北大的马克·吐温”、“继钱钟书以来的真正幽默”，全国几十家电视台邀请其担任嘉宾。）配文图片：徐志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