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那是一片写不尽的原野 杨志军访谈录

　　青海新闻网讯

　　编者按：从青海走出去的作家杨志军在2005年第5期《当代》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藏獒》之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不久前，由《当代》杂志社发起，读者网上投票，《藏獒》以绝对优势获得2005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年度奖”（“读者奖”），继而给当下的文学界、文化界带来了一股裹挟着青藏精神气息的旋风。本报副刊推出本期访谈，意在

　　记者：写作时想到过《藏獒》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

　　杨志军：没想过它会轰动，在我看来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现在你说的这个“轰动”恐怕跟文学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由文学衍生出了一些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比如精神空乏的问题，道德缺失的问题。面对一个天天都有物质诱惑的世界，一些人软弱得成了物质的奴隶。但多数人并不甘心对物质的沉迷，于是就自责，就迷惘。迷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它的结果就是寻找，就是伸手。我们找到了什么，抓到了什么？是《藏獒》吗？我替我的《藏獒》庆幸，也替我的《藏獒》担忧，当它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时，它的负担就太重太重了。

　　记者：书的畅销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志军：现在还看不出能带来什么。我是一个孤静独立、自言自语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周围的许多人都在谈《藏獒》和藏獒，只要不跟我谈，我就觉得跟我没关系。能带来什么呢？我一如既往地平静着。朋友们向我要书，记者们来家中采访，表面上有点乱，心里头纹丝不动。我不喜欢场面，反感张扬，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写作，是我一贯的风格。当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从希腊一直打到印度河，正骑在马上趾高气扬的时候，一个瘸腿的老兵对他说：“陛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千万不要以为你搞出了什么成就，根本就没有，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你越搞越深奥，越搞越有新鲜感，越搞就越觉得刚刚开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等一切学科都没有尽头，文学更没有尽头，因为它是生活的伴生物，生活是看不到尽头的。当然有时候也会高兴，就是听到有人说“你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毕竟我写的是小说，小说能吸引一些读者，那就是作者的幸运。你是乐于营造，人家是乐于享受，各得其所，当然是好事情。

　　记者：有媒体称：《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它所展现的忠勇、责任、牺牲、规则等，正好是我们所倡导的。您怎么看自己的这本书？

　　杨志军：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的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嫉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人们喜欢藏獒其实就是喜欢它们那种沉稳刚猛而又宽宏仁爱的精神，喜欢它们那种生来如此的藏獒之德：放牧骏马牛羊，奔走万里雪山，驱逐豺狼虎豹，守护家国家园，感知凶吉祸福，不避苦难艰险。我在《藏獒》一书中多次提到了藏獒的优秀品德，比如在书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那种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那种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在那片你只要望一眼就会终身魂牵梦萦的有血有肉的草原上，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地去了，又隐隐地来了。” 这样一些品质，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优秀分子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也是人类很容易丢失的精神财富。我写藏獒，其冲动就是补缺，补缺人类的道德精神在物欲横流中被磨损被销蚀了的那一部分。明年是狗年，我希望我的《藏獒》是献给狗年的贺岁书，希望它能带给大家一种尊严、一种升华、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和平吉祥的心情。

　　记者：你怎样向没有读过《藏獒》的人推介它？

　　杨志军：它是陌生的，它是好看的，它是崇高的，它是童话的。它表达的是消除仇恨与报复，呼唤和平与友善的愿望；它靠拢的是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的文学母题。它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到安慰。

　　记者：有消息说，在今年的北京秋季书市上，《藏獒》成为领跑销量的畅销书，您认为畅销的理由是什么？

　　杨志军：由文学上升为文化，而且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普及性的文化，畅销就会成为必然。也就是说，畅销是文化心理和文化依托的需要，是被狼文化围困的人性寻找突围的举动，是扭曲的人格渴求自由渴求舒展的反应。

　　记者：您读过《狼图腾》吗？怎么看它的70万册的销量？

　　杨志军：我读过《狼图腾》，它是一本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试想，如果我们都变成狼，岂不是马上就要走向悲剧了吗？我想说的是，《狼图腾》是一部不错的文学作品，但那些由偏读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我希望这70万册的销量能让更多的读者变得更加聪明，能让更多的人流下对草原生态惨遭破坏、狼群狼种走向消亡的眼泪，而不是产生狼吃羊的亢奋，因为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知青作者自己，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亢奋。《藏獒》的出现，藏獒的懿行美德的发觉，或许能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记者：您曾经在《藏獒》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狼是极端自私主义的代表，过于凶残，一生都在为自己而战；但獒是一种舍己为人、大义凛然的动物，一生都为他人而战。”《当代》编辑周昌义提出“要以《藏獒》PK《狼图腾》”的口号，您对这场挑战怎么看，会成功吗？

　　杨志军：所谓的挑战是无意中的，至少在我是这样。写小说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挑战无所谓成功与失败，能在读者和专家心里形成挑战的格局，大概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是无意识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了，你表达了，而且是在你热衷的领域富有激情和很有艺术地表达了你自己。我对我的表达并不满意，更不会满足，所以我还会坚持不懈地表达下去。

　　记者：一部《狼图腾》让狼文化大行其道，而在现实中狼和藏獒就是“对手”。所以，在您的《藏獒》出版时，就有这样的声音：狼（《狼图腾》）太火了，需要有唱对手戏的，而藏獒天生是狼的对手。有人认为《藏獒》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狼之后的精神旗帜”，你认为呢？

　　杨志军：作为文学，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对此毫不掩饰，就像我在《藏獒》一书中借“父亲”之口说的那样：“狼是欺软怕硬的，见弱的就上，见强的就让，一般不会和势力相当或势力超过自己的对手发生战斗，藏獒就不一样了，为了保卫主人和家园，再硬的对手也敢拼，哪怕牺牲自己。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有时是卑下而屈辱的。狼的一贯做法是明哲保身，见死不救，藏獒的一贯做法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狼是自私自利的，藏獒是大公无私的。狼是奸诈的盗贼，藏獒是光明的公仆。狼始终为自己而战，最多顾及到子女，藏獒始终为别人而战———朋友、主人，或者主人的财产。狼以食为天，终身只为食物活着，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早就超越了低层次的食物需求，而只在精神层面上展示力量———为了忠诚，为了神圣的义气和职责。狼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藏獒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卫别人。狼的存在就是事端的存在，让人害怕，藏獒的存在就是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让人放心。狼动不动就翻脸，就背叛群体和狼友，所谓‘白眼狼’说的就是这个，藏獒不会，它终身都会厚道地对待曾经友善地对待过它的一切。”

　　我以为最不可称道的就是狼的所谓团队精神。在一群狼中，为了抢到一块肉，强者会毫不客气地咬伤弱者。如果在进攻目标时，对方咬死了自己的同伴，它们抢着要做的不是奋起报仇，而是吃掉同伴，尽快地填饱自己的肚皮，这样的利己主义怎么还能成为人类的样板？狼在冬天会成群结队地追踪撕咬一个猎物。一旦猎物到手，首先得到满足的是头狼和它的妻小以及少数几个得宠者，跟着头狼盲目厮杀的大部分狼有时候连一点残血碎肉都得不到。也就是说狼群的团队精神并不是为团队的每一个成员服务的，团队行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人人得利。这样的团队精神我们人类学它干什么？而藏獒就没有这种恶习，它们的一贯做法是，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先人后己、任劳任怨。它们中的强者决不会把别人辛苦得来的食物窃为己有，它们眼里完全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共同生存，共同创造和平幸福的时光。

　　我在《藏獒·序》中指出，当我们的父辈们评价那些喜欢整人的人、剥夺别人生存权利的人、窝里斗的人、阴险诡诈的人时，总是说：“那是一条狼。”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记者：既然狼是一种很糟糕的动物，为什么还能形成“图腾”呢？

　　杨志军：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证明我们的祖先也就是马背上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狼，所谓文化上的“狼图腾”是现代图腾，是由空虚和盲目造成的竞争社会中的都市图腾，而不是历史图腾，也不是草原图腾和民族图腾。图腾时代的人类是谦虚的，他们善于向一切动物学习，向老虎学习勇武，向狮子学习威仪，向豹子学习敏捷，向牛学习力量，向狗学习忠诚，向羊学习繁殖能力，向狼学习智谋。我们的祖先包括马背上的民族，有过虎崇拜、狮子崇拜、豹崇拜、马崇拜、牛崇拜、羊崇拜、狗崇拜、熊崇拜、鹰崇拜、鹤崇拜，象崇拜、驴崇拜、骆驼崇拜、黄鼠狼崇拜等等，自然也有狼崇拜。很多人不了解情况，就说我们的祖先只有狼崇拜。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夸大“狼崇拜”的作用和力量，因为那种以占领地盘、争夺人民、强取财富为目的的野蛮征服的“狼性”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曾经崇拜过狼的民族也早已经抛弃了这种原始低级的崇拜，更因为在狼的精神里，蕴涵着掠夺的残酷和生存的紧张，蕴涵着仇恨与战争、不公与欺凌、私欲的恶性膨胀与两极分化，蕴涵着对弱势群体生存现状的漠视和把不合理变成合理的危险，蕴涵着给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寻找借口的倾向。在人类社会里提倡狼的精神，恰恰说明我们的道德水准正在下降，我们的精神正在被物欲、金钱、权势蒙垢。一个人、一个社会，发愤追求的，应该还是公正、道德、和平、幸福以及用“藏獒”的无私和勇敢挽救弱者、平等均富、营造和谐等等，而不是用“狼”的自私和贪婪让贫者更贫，让富者更富。

　　在现实生活中，草原人真正崇拜的是藏獒，而不是狼。狼性和藏獒性格，代表着人性的两个极端，狼的自私和藏獒的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狼性的流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心怀恐惧，而之所以呼唤藏獒精神，也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残酷，使人们对诚信、对忠诚更加渴望。

　　记者：有些企业把《藏獒》当成了员工的必读物，看成了一种取信于消费者的企业形象，对此你怎么看？

　　杨志军：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自然可以把“兼并”、“收购”、“牟利”的“狼性精神”看成是成功的标志，但如果你同时又是一个“藏獒精神”的实践者，是一个保护弱小、帮助他人和贡献社会的慈善家，那就不仅是企业的成功，也是人格和形象的成功。而人格和形象的成功，才是一种高境界的成功。

　　有个企业家对我说：“你的《藏獒》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竞争现实并没有要求我们人人都变成狼，也就是说能够大块吃肉的并不一定是狼，你作为一只藏獒，在坚守道义、维护公正的同时，同样可以吃到该吃的肉。”企业的亲和力决不可能来源于狼，老板都信奉了狼道，哪个员工愿意跟你干？哪个同行愿意跟你谈生意？又有哪个消费者愿意信任你？即使是激烈的竞争，那也是符合规则，讲究诚信的竞争。而“藏獒”的意义就在于你既可以是勇敢智慧的，也可以是忠实可靠的，你既可以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做到光明磊落，情操高尚，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职场，在现代生活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职场上的人如果都变成了狼，那谁还敢聘请雇佣你？当然你也不能是羊，羊太可怜太无能，只能心情愤懑，而不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你成了一只忠诚勇敢、无私无畏的藏獒，那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了。让企业和职场去体现一种藏獒精神，一种文化獒性，做到做不到还很难说，但至少在文化理念上应该这样。

　　记者：有媒体说，关于《藏獒》的宣传才拉开序幕，许多计划内的重量级人物还没登场，文学批评家们对《藏獒》的专业评价大都还在胎腹之中，相关的专业评价已经不低。这场由文坛发轫的“狼獒之争”将会持续下去并伴随有影响的社会人士的参与，超越图书销售层面，深入到文化和精神领域，您个人对此有什么样的预见？

　　杨志军：我的预见仅仅是《藏獒》好看，有一定的读者群，在文学上或许是有特色的，别的没想过，也不该想。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对当下性的问题是可以忽略的，它更应该关注未来，关注终极，好的文学都是表现那些永恒的话题。如果现实的文化需要和你的终极关怀有了契合，那说明读者的精神需求正是你的思考和表述，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记者：评论家认为“《藏獒》比《狼图腾》更像小说”，“《藏獒》显示的文学才华和生活积累和思想深度以及哲学素养，已经不缺大家风范。但很难突破《狼图腾》那么高的销量，”您认为呢？

　　杨志军：《藏獒》的大家风范谈不上。《狼图腾》和《藏獒》都是小说，不存在更像或不像的问题，只不过《狼图腾》偏重于理性，《藏獒》偏重于感性。销量的问题，得看时间，得看作品本身的魅力。一部好作品也应该是一部年年都能卖的作品。对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来说，几十万、上百万的销量，并不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就看作品的优秀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写畅销书或许并不难，难的是既畅销，又常销。一个作家，只有写了那些无人能够替代的作品，才有可能畅销一百年。这是一个梦，作家们都应该做这样的梦。

　　记者：假设满分为一百分，您自己给这两本书各打多少分？

　　杨志军：《狼图腾》80分，保留20分的理由是，作为小说它有用概念强制故事和人物的倾向，狼也是“概念狼”，而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藏獒》0分，理由是它刚刚面世，还没有经过时间、读者、专家的严酷考验，就不能有一个肯定的判断。

　　记者：《当代》责任编辑的送审意见是这样评价《藏獒》的：“这群狗的快乐和悲伤、尊严和耻辱、责任和忠诚，凝聚了青藏高原的情怀、藏传佛教的神秘、人道作家的悲悯和武侠名篇的酣畅。深刻和通俗的元素都齐了，更难得如此浑然。杨志军一旦走回到草原之路，真有马上挥鞭，无人之境的感觉。”您认为，这已经概括出了您创作《藏獒》的初衷或者说是意义所在吗？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怎样？写了多久？创作初衷是什么？

　　杨志军：我不知道编辑的送审意见，这些话我是在朋友从北京寄来的《文艺报》上看到的。我的责任编辑是一位水平很高的出版人，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他的概括代表了《当代》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我的追求。至于“马上挥鞭，无人之境”云云，不过是形容而已，当不得真，我肯定没有自如到那份儿上。这本书写了五个月，很顺利，因为关于藏獒我从儿童时代积累到现在，既熟悉又能让我激动。没有值得一提的初衷，就是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惟独沉浸在自己熟悉的可亲可爱的藏獒群落里才是最重要最享受的。

　　记者：《藏獒》首印多少册？知道它最早发表于《当代》2005年5期，出版过程是怎样的？

　　杨志军：据出版社说，首印10万册已经发完，正在加印，很多地方缺货，我们青岛新华书店国庆进了第一批货，两个小时卖完后，就一直缺货，只好挂出牌子：“《藏獒》正在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学图书的出版上一直具有权威性，《当代》的编辑多年来始终关心着我的创作，我把稿子给他们是很自然的事。

　　记者：写这本书时想给读者带来什么？

　　杨志军：想让读者跟我一样投入，想让他们在一种完全陌生化的阅读中得到一次酣畅淋漓的精神享受，让他们认识这些动物，懂得这些品德，然后对自己的精神境界有所反省。再就是老想到藏獒和别的狗，总觉得它们也是识字的，能看懂我的这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写活它们，让它们看了我的书就跳起来：这不是我吗？

　　记者：藏獒是你最喜爱的动物？

　　杨志军：不错，藏獒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惟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方的野兽，直到六千多年前，才被人类驯化，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藏獒素质的形成，除了遗传和血统，更重要的是环境的熔铸打磨，是狗和自然、狗和人类互为依存、艰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发育和雕塑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质量。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百分之五十的高海拔原野，不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和发现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们的嗅觉、听觉、视觉以及大脑的思维、反应的能力、打斗的力量、出击的速度就都会严重退化。

　　更让我们担忧的是，即使我们不把藏獒当作宠物豢养在温室里而是放归雪山草原，它们同样也面临着退化衰变的危险。因为古老的藏獒赖以生存的原始生态正在消失，狼虽然还有不少，但豹子、瞎（读“哈”）熊等野兽在人类的大肆猎取之下越来越少，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地步，当藏獒借以磨炼斗志、称雄扬威的对手不存在了的时候，它们还能像它们的祖先那样笑傲草原吗？它们的精神和能力是不是也会像它们所处的环境那样严重衰退呢？事实上，在辽阔的青藏高原，在我离开之后每隔一两年都要回去一趟的三江源地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纯粹的藏獒了。

　　记者：如今的图书市场非常庞杂，对动物的描写能成为畅销书的多为外版书，有人说现在是写书的比看书的多，您怎么看当今的图书市场？

　　杨志军：一般地说，中国作家不善于写动物，因为他们缺少平等意识和博爱思想，缺少对动物耐心细致的观察，更不要说和动物生活在一起了。写书的比看书的多，这大概是作家的自嘲，是不能认真计较、证实或者证伪的。图书市场取决于读者，而读者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我们不能左右读者，就像我们不能左右历史一样。听天由命吧，作家，你能把作品写出来就是好汉，图书市场的问题，不是你能搞懂的，最好忘掉它。

　　记者：网上有关您的个人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生于青海，曾当兵上大学，在《青海日报》做记者二十年。多年的青藏高原生活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

　　杨志军：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它给我带来了两条生命，一是肉体的生命，二是文学的生命。我崇拜高原，思念高原，思念的时候我就回去。青藏高原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哥哥以及许多至爱亲朋。

　　记者：您现在已经写了《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等近二十部作品，对于您的创作风格，曾有人称为“纪实小说”，您是怎么看的？

　　杨志军：我的作品有纪实的，也有非纪实的，还有纪实和虚构并存的。虚构来源于一个作者的天然素质，纪实来源于我的记者生涯，它开拓了我的文学视野，让我能更深透更实在地把握生活。不管纪实还是虚构，我更注重性灵的发挥，那才是真正只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是我的风格所在。有人说要当好一个作家，就不能当记者。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要想当作家，最好先去当记者。

　　记者：您以前写过这么多作品，《藏獒》的故事为什么现在才出炉？它和您的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

　　杨志军：生活早有了，时机不到，也就激动不起来。对一个作者来说，生活并不是创作的源泉，为生活而激动才是他创作的源泉。《藏獒》和我过去的作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把写作的注意力第一次集中在了小说文本的艺术营造上，集中在了文学母题的表达上，而过去我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观察和剖析。

　　记者：有人介绍《藏獒》这本书时，把您称作青海作家、荒原作家、人道作家、悲悯作家、素食作家、青岛作家，您喜欢哪个名头？对于作家明星化您有什么看法？

　　杨志军：我觉得哪个名头都不确切。在创作上我喜欢从0开始，从0开始的文学永远是富有朝气的文学。我希望我在创作的时候保持一种天真和幼稚的姿态，因为天真和幼稚是艺术创作的最好酵母。作家的人格素质中，最可怕的就是老谋深算。文笔可以老练，心灵却一定要年轻到幼稚，幼稚才能幻想，天真才能创造。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天真的孩子。作家明星化也好也不好，说好是因为你会拥有更多的读者，说不好是因为它让你心浮气躁，无法安静地思考。我有一个忠告：想写出传世之作的人，千万别去当明星。

　　记者：您更像青海人还是青岛人？您身上有獒性吗？青海的草原文化和青岛的海洋文化对您有什么影响？您都写过哪些关于青岛的文学作品，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

　　杨志军：我出生在青海，四十岁到青岛。在青岛已经呆了十年。从人文色彩上来说，我和地道的青岛人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也已经不是一个青海人了，我跟那里的人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隔膜。所以我有点尴尬，我在尴尬中告诉青海人我是青岛人，又告诉青岛人我是青海人，也许正是这种边缘性造成了我的特性。但不管怎么说，我身上有着浓厚的文化獒性，獒性属于草原，属于旷天野地。青海的草原文化和青岛的海洋文化对我都有影响，前者释放了我的心灵，让我狂放不羁，后者规范着我的行为，让我彬彬有礼。我写过关于青岛的作品，还不成熟，不想马上拿出来。

　　记者：大家称您是“荒原守望者”和“城市流放者”，您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

　　杨志军：这是对我的作品和创作状态的形容，不代表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就是一个老百姓，是那种淹没在人海里怎么挑也挑不出来的老百姓。

　　记者：您感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应该坚持一个怎样的立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最高追求又是什么？

　　杨志军：文学是心灵的表达，文学的最高追求应该是完美的精神世界对人性、对真理的描述。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生活，也不是学养，而是修炼完美的人格，修炼高尚的情怀。我永远不相信一个品格不高的作家会写出品格高尚的作品。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在自律自珍的过程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叙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作家每完成一件作品，都应该是优良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呈现。说得绝对一点，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不饿死的偷和抢是可以原谅的，对于作家，哪怕饿死也不能偷，因为你是精神的使徒，别人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潜意识里就反感“狼文化”的原因。作家可以为温饱写作，但不能原谅他为奢侈写作，平民意识是最基本的意识，否则就别当作家。

　　记者：您认为什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

　　杨志军：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和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完美结合的作品，是最优秀的作品，比如雨果的作品，托尔斯泰的作品。

　　记者：《藏獒》有改编影视的打算吗？

　　杨志军：我已经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自己不过问这件事情。有媒体是这样说的：有关方面已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计划投巨资打造针对全球市场的超级大片，包括电影、动画片、电视剧等。相关的宣传攻势正在启动，狼獒大战必将延伸到影视领域。

　　记者：您的写作之路是怎样的？

　　杨志军：是不是我应该背诵一下我的创作简历啊？我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及长篇纪实文学：《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苍茫唐古特》、《大悲原》、《失去男根的亚当》、《江河源隐秘春秋》、《天荒》、《随心所欲》、《无人部落》、《大祈祷》、《亡命行迹》、《敲响人头鼓》、《藏獒》等。还有中篇小说若干，诗歌若干，散文若干。出版有文集《杨志军荒原系列》（七卷）。

　　记者：下一部作品写什么？

　　杨志军：还是写青藏高原，那是一片写不尽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