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劭强苏州科技学院为获得各项奖学金、助学金的学生拟订了一份“道德协议书”，内容包括：承诺在获奖期间，通过义务劳动来回报学校关心，为同学服务；在毕业工作后三年内要向母校帮困助学的“爱心基金”捐助不少于500元，用以资助其他在校贫困大学生等。学校的连带做法，引起了学生们的争议。
单从表面上看，“道德协议书”像是道德的催化剂，通过它的有力约束和详细规定
，学生会主动地放弃私念，学会对他人的感恩与对社会的担责。但是，考虑到“道德协议书”的强制性，我们必须看到其中隐藏的悖论。这就是，协议书的强制性与愿望道德的自愿性之间的矛盾。因为，“道德协议书”只能规定位于道德下限的义务道德，而不能强制位于道德上限的愿望道德。愿望道德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引导。
而对于那些获奖的学生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劳动或捐款的义务。他们之所以获得奖学金，是因为成绩出色且符合获奖的条件；他们之所以获得助学金，是因为贫穷的生活需要得到学校的帮助。此时，获得奖学金和助学金是他们的权利，与这种权利相对的义务只是学好知识，而非崇高的义务劳动和捐款助学。相应地，对于获奖学生来说，他们的义务道德只是学好知识的勤奋，学校没有权力规定他们必须做一个践行愿望道德的高尚者。
但违背常理的是，学校把愿望道德作为了强制的对象。这种善意地冲动将对学生的利益和道德的纯粹造成侵害。首先，学生将被挂上道德的烤架。本来，获得奖学金或助学金只是学生的权力，如果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义务劳动和捐款助学，都可以被接受和理解；但如今，在“道德协议书”的强制下，他们就必须答应做一个高尚的人，否则就会被评价为不道德者或失去应有的奖励。这种不近人情的压力无疑将束缚学生的手脚，侵犯学生的正当利益。
其次，道德将被置于虚化的危险。用强力促使道德发展，其结果可能不是道德的进步，而是道德的泛化和虚化，其最终促成的是伪道德的流行。比如，在“道德协议书”的威慑下，一些本来不自愿的学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受损最小化，他们将委曲求全，服从协议的安排，做一个“知恩图报”者。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内心中，感恩的意识和社会的责任并没有得到培养；相反，弄虚作假，游戏道德的心思却得到了激励。这个时候，“道德协议书”岂不成了“反道德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