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为官的三大“心理障碍”

　　如今大家都在喊反腐败，是因为腐败现象越来越有蔓延的趋势。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廉政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个公仆起码具备的条件。可是我们纳闷：那么难的“葛洲坝工程”都被拿下造福人民了，做到”廉政“何以就这么难？

　　思想决定行动。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有力的监督都只能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因。从传统观念和当代心理学方面来分析

　　从众心理障碍谓其一。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们选择群居实属无奈之举。可是谁知竟成了后人“随大流”的心理渊源，令人匪夷所思。“枪打出头鸟”、“锄头的椽子先烂”的俗语都是在告诫人们凡事要盲从，不要出风头。人云亦云，“墙倒众人推”的日子最好过。没事儿扎堆喝茶聊天，出了交通事故都不管当个好看客也其乐融融。因而在官场，中庸之道大行其道。“水至清则无鱼”是一条不破的“潜规则”。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某乡主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在年底被书记乡长叫去要平分他收取的2万元超生罚款。5个主要领导每人4000元，这位教师出身的副乡长想保持自己最后的清白，自己婉言拒绝了。结果没多久组织部考核，就被众乡领导集体以“不团结班子领导”为名的评议，打入另册，调回到原来的单位。奇怪吗？谁叫你不“从众”呢？许多官员认为如今“贪污腐败谁都有，不露是好手”，大家都贪污你没贪污谁知道啊。你掌握了单位领导的腐败行为而你拒绝和他“同流合污”，故做清白状，即使你拍破胸脯表示忠诚绝不举报，单位领导就能对你放心？在从众心理作用下，相互监督成了相互照应。尤其是对“一把手”没有人敢监督，对其滥用职权、不廉洁问题心知肚明，大都明哲保身持漠视态度，重大问题任凭“一把手”说了算。少数成员偶尔提出不同意见，也起不到决定作用，搞不好会受到排斥而成为“另类”。实践证明，领导干部权力如得不到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所以廉政必须首先克服第一道关：从众心理关。

　　攀比心理障碍谓其二。既然有了第一个心理支撑，大家都在混水里摸鱼，攀比就是油然而生的事情了。“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咱先从吃喝比起。你一顿饭吃了2000元，不就是一头牛吗？我吃鲍鱼吞日本进口牛柳外加喝洋酒花2万，不比你牛么？你屁股下坐个蓝鸟20万，不就是一幢二层小楼吗？我坐车从来不超过1个月，不信去我车库里面瞅瞅，皇冠沙漠风暴奔驰林肯什么名车没有？至少抵得上美国总统的别墅！你不是刚包了个“二奶”，老子明铺“三房”暗盖“四妾”。古代西晋石崇和王恺斗富有什么了不起？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以蜡烛代替柴草与我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他敢和我公款比吗？因此出现某科长贪污400万，某书记受贿2千万，某厅长个人资产上亿，这些就不足为奇了。现代人的心态，“成者为王败者寇”，人们都“笑贫不笑娼”。你做个清官留个为民劳累过度的好名声有比拥有金钱更实惠的吗？于是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变态心理下，本来就意志不够坚强的为官者不再比工作业绩谁大，而是比谁的腐化方式更“时尚”，谁堕落的程度更“酷”，谁贡献给子女的财富更多。

　　侥幸心理障碍谓其三。有些贪官东窗事发之后不仅不反省自己违法堕落的根源和危害，反而痛心疾首于自己的“背运”，暴露出了其顽固的侥幸心理。在他们心中，腐败的风险成本几乎低到忽略不计。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曝光的大案要案不可谓不多。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达２０００余件，不可谓不全，但职务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还有相当数量的违法违纪分子仍潜藏于腐败的冰山之下。不能不说是贪官的侥幸心理在作怪。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贪官之所以落马，并非有关部门明察秋毫，而是缘于一些突发事件和偶然因素。腐败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与事发危险性比率的大小严重失衡，导致一些官员难免会把“东窗事发”视作“自然灾害”，存在腐败未必真出事的侥幸心理。试想一下，如果腐败分子十之七八身败名裂、舍官丢命，还会有人敢铤而走险吗？一些单位党组织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对腐败行为不但丝毫没有重视和警觉，反而冷眼旁观，使贪污腐败如入“无人”之境。由于很多腐败行为都是“窝案”、“串案”，查处的难度就更大。尽管我们强调“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但事实上群众参与举报的勇气和积极性正在下降，没有法定的保护举报人制度，使举报风险和成本增大。更何况，法律对腐败分子量刑畸轻。毕玉玺俩搭档以私分国资和受贿获刑14年和8年，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被判死缓还要上诉。反腐败侥幸过关之后自是风光无限，为何不趁在位时候大捞一把呢？

　　在以上“三座大山”一般心理障碍的笼罩下，我们的有些官员执政为民的思想动摇了，为人民服务变为”人民币”服务，“权力”变成“权利”，“父母官”变成了“父母”的“官”，不贪污腐败反倒奇怪了，防腐求廉的任务也更加任重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