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少杀慎杀”演变成“该杀不杀”

　　日前，贵州省高院以“认罪态度好”为由将中院一审获死刑的恶性杀人案犯改判“死缓”，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争议。（现代快报12月23日）

　　这起被称为“恶性的杀人案”，其“恶性”究竟达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2004年10月10日，19岁的崔英杰和17岁的宋金宁持刀抢劫工厂子弟中学高三女生王兰现金15元后，将其挟持到山上轮奸，又将王兰挟持到她的宿舍再次抢劫现金40元后，在挟持到蜜蜂水库的途

　　这种绝灭人性的杀人魔鬼，安顺市中院审理此案的审判长在与记者沟通中认为，“崔英杰就该判死刑！”而贵州高院的二审法官却生怕这样的杀人魔鬼在人世间绝了种，竟然放他一条生路，改判死缓。在这里，笔者想提出以下一些问题，参加到这场争议中来。

　　第一个问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法制理念，也是法官审理案件的最高原则。既然高院二审法官认定了被告恶性抢劫轮奸杀人的犯罪事实成立，法官就应该依法定罪量刑，该杀的就应该判处死刑。无论案犯嫌疑人的态度如何，都是不能把这条原则演变成“以坦白交待为依据，以认罪态度为准绳”的。在审理中，如果只有案犯的交待，没有铁的事实证据，法官能定罪量刑吗？如果有了铁的证据，即使案犯闭口不言，法官也是可以定罪量刑的。至于“认罪态度”，可以看成是被告对自己所犯罪行的一种忏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真；也可以看成是鳄鱼的眼泪，妄图死里逃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再说这个“认罪态度”是一个橡皮，伸缩性是很大的，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认定，随意性非常之大，是难以把握和令人信服的。

　　第二个问题：“少杀慎杀”岂可演变成“该杀不杀”？近几年有人主张取消经济领域犯罪的死刑，说得还是有道理的。但鉴于目前腐败的严重，这一建议立法机关尚未采纳，更谈不上取消杀人犯罪的死刑。多杀人并非好事，笔者是举双手拥护“少杀慎杀”的，为此最高院已收回死刑复核权。但是“少杀慎杀”绝不等于“该杀不杀”。如果崔英杰这样的恶性杀人魔鬼都可以免死，那无异于就该全面取消死刑了。也可能有人说，崔英杰同样判了死刑的，只是缓期执行而已。说得多轻巧，一个“缓”字，那是生死两重天啊！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杀人魔鬼可以免死，更多的杀人魔鬼就会出笼，更加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百倍疯狂，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安全可言？杀人魔鬼崔英杰两次抢劫、两次轮奸女学生王兰，仅凭这就可以判处魔鬼的死刑，何况轮奸之后又将她残忍的杀害，无辜者惨死了，而制造惨案的魔鬼却可以活下来，而且居然是法律让他活下来的，这对无辜的死者是公平公正的吗？

　　第三个问题：省高院在审案中是否有猫腻引人质疑。有的怀疑被告崔英杰有背景，现在看来还无真凭实据，但有两点则是事实。一是被害人的嫂子张女士在案件重审中，曾五次到高院，高院却“一直说这个案子复杂，还得等一等。突然有一天，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到了贵州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改判崔英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请问贵州高院，你们都认定“被告犯罪事实清楚”、“罪该处死”，在定罪量刑上与中院一审并无任何区别，“复杂”之说从何而来？难道有人打招呼了你们难予判处？按规定，家属有权参加二审的旁听，为何又在“等一等”之中，对家属保密审判期，避开家属审判，突然发出改判死缓的判决书？家属参加旁听一是权利二是旁听了应该没什么可怕，为何要将死者家属排斥在二审的旁听之外？这诸多疑点，贵州高院有责任向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作一个有说服力的交待。

　　第四个问题：赔偿立案“理由充分”，为何又迟迟不予立案？受害者家属的受托律师刘鹰说“我正在替王兰家代理民事赔偿案，这个案子的阻力也特别大。不知何故，安顺市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均认为立案理由充分，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这和贵州高院的终审判决书“依法应该判处死刑”，“但因认罪态度好，可不立即执行，特判处死缓”一样，安顺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是否也在做“但是”后面的文章，因“案情复杂”，还要“等一等”，最终以法律的手段否定受害者家属“理由充分”的索赔请求呢？！

　　我们希望法院的法官都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但对那些枉法判决的法官该怎么办呢？！

　　(稿源：红网)

　　(作者：陈名重)

　　(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