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学回到社会土壤（学术随笔）

　　乔新生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要想根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就必须扎根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法学研究要取得成果，就必须深入到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寻找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从中找出法律条文内在的深刻含义。不研究各国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不考虑我国当代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只是一味地从西方古典文献或现代法规中寻

　　法学研究不拒绝逻辑思辨，不拒绝理性的抽象思维。但是，法学研究的法律现象来自于实践，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高度概括。如果不了解法律所产生的社会条件，而仅仅就法律规范本身进行逻辑上的推导，就会使研究者的视野变得狭窄。当然，应当允许专门研究法律规范内在逻辑结构的学派和学者的存在，他们可以对法律规范的表达方式进行精耕细作。但是，如果整个法学研究仅仅满足于考察法律本身，而不去关注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那么法学的发展就会陷入纯粹语义学的泥潭，而脱离了法律内在精神产生的社会土壤。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法律现象纷繁复杂。单从法律条文本身进行价值分析和判断，或者试图用错综复杂、相互矛盾的法律规范来探究法律精神，显然是缘木求鱼。立法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规范应当充分表达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需求。司法过程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必须充分注意法律规范的基本假定，将案件还原到即将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假定情形中去，寻找最准确的法律条文，最后作出司法裁决。因此，法学研究必须时刻关注法律规范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关系，关注产生这些关系的社会背景。

　　法学研究者可以说是“开发”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法学研究者不能凭空想象，不能脱离现实情况，而必须深入生活，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作出清晰的判断，然后赋予那些应该得到切实利益的人以法律上的“权利”。法学研究者“开发”权利的富矿来自于火热的生活，而不是书本典籍。当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法典中寻找权利的出处，或者通过自身的逻辑演绎得出新的所谓“权利”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孤芳自赏，因为我们所“开发”出来的权利无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无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把权利不断细分，并将其关系不断复杂化，这样做在学术研究上可能有一些趣味，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不便于法律的适用，更不便于法律的遵守。

　　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应关注实际，关注生活，关注群众利益，根据实践要求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立法和司法建议，承担起当代学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4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