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并不轻松的回顾

　　书界视野

　　文/张弘

　　不知不觉中，2005已悄然流逝。爱书人的书房免不了要增加或多或少的图书，与时间的一去不返成反比。在整个大的出版环境没有走出疲软的情况下，部分苦练内功的出版人

　　传记类著作丰收

　　在传记、纪实类著作中，《束星北档案》、《母亲杨沫》、《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不该被遗忘的胡先骕》无论如何不该错过，只有这样的传记，才能给读者提供真实的信息，作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前提。

　　束星北，启蒙过美国科学院院士吴健雄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培养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者之一的程开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是中国物理学大师，《束星北档案》一书，再现了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命运。与束星北命运相似的还有胡先骕。他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和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但由于他率真执拗，放言无忌，且与蒋介石私交颇深，因此解放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最后因受批判而猝死。他对中国生物学界的贡献也逐渐被人遗忘。《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以大量历史档案资料重现了胡先骕坎坷的一生。书中显示，胡先骕在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方面同样也有很深的造诣。

　　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在中科院从1952年初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先后做了三次检讨，低下了高傲的头颅。面对这种从未经历的场面，胡先骕知道只有这样顺从才能得到通过。此后，他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荣誉。

　　而《母亲杨沫》则表现出了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杨沫夫妻相互揭发、杨沫与男秘书20年的密切关系等等。老鬼认为，父母之间的相互揭发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

　　上世纪80年代，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推行的一系列大学制度改革以今天的眼光看，仍然相当大胆。近日，刘道玉出版了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书中，他追忆了自己主政武大的岁月，字里行间闪现着一位勇敢的教育制度改革者的形象。其中，又以他被免职的情节最为耐人寻味。

　　而徐晓的《半生为人》这本散文集关注的是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涌现的一批“新人”，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徐晓对他们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和人际网络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可以说，因为有了这几本书，今年的传记、纪实类图书格外引人注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品读之下，或许将能感受到更多滋味。

　　学术类图书暗自妖娆

　　学术图书在整个图书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却获得了成长的良机。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学术著作堪称出版的大手笔，不仅品种多，而且市场反应良好。据北京世纪文景的负责人施宏俊称，“世纪人文”中的大部分图书首印为5000册且加印了。作为书中的阳春白雪，这样的销售成绩可喜可贺。

　　在译林出版社的学术丛书“人文与社会”中，伯林数本著作的出版更为难得:它使我们知道，伯林不仅仅以两种自由理论著称，在其他方面也卓有建树。在《自由及其背叛》中，他对卢梭、黑格尔等人的分析就相当精辟。

　　而历来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从容和一贯节奏。然而，过慢的出版节奏和沉滞的步伐使两家名社已经显出疲相，仿佛已经步入老年。

　　文学类起色不大

　　作为金庸的堂兄弟，查良铮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的一生受尽坎坷，诗歌创作在1958年终止后，以翻译为己任，为文学爱好者译介了普希金、雪莱、拜伦、奥登等人的大量名作，因此留下了这一套《穆旦译文集》——应该说，它已经让人期待很久。

　　刚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件功德大事，虽说学者朱正对这次修订颇有微词，但是，一步到位的修订可能也很困难。

　　在引进图书方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和耶利内克的著作相继推出。然而，虽然作者享有至高的文学荣誉，奈何读者就是不买账。据此可以基本断定，今年的得主品特恐怕也难以在图书市场称雄。反倒是通俗的童书《哈利·波特》第6部，刚一引进就在影响力和销售上取得了双丰收。

　　在原创方面，“80后”的作家远比他们的前辈在市场上走红，其销售量占据了文学类图书的很大比重。重量级作家余华十年磨出的钝剑《兄弟》虽然在销售上与“80后”有一拼，但是在艺术上却以失败告终。

　　今年是名家长篇的丰收年——毕飞宇、东西、阿来、何顿、莫言等人都有新作问世，但是，这些“名家”的创作始终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纵有评论家和圈子内的叫好声，市场上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

　　时令性图书风光不再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并没有给相应的图书带来什么好运，即使是被学界激烈批评的引进书——英国人孟席斯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也没有引起预料中的热卖，更不必说其他的著作。

　　抗战图书虽说可以算是今年的一个热点，但是没有特别叫得响的著作。中、日、韩三国学者联合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虽然引来舆论的关注并凭此热销，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在内容方面并不独特——显然，建立共同的历史认知并不容易。

　　反倒是《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为读者了解中日关系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日本大陆政策”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和最本质的体现，它像一条主线几乎贯穿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始终。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日本大陆政策”制订形成、演变发展直至破产的历史，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发动战争、对外扩张的逻辑链条，有力地驳斥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卸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动机的荒谬言论。可以视作三联再版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之后研究中国与日本的重量级著作。

　　其他

　　科技类图书的读者相对稳定，出版者也集中在几个出版社。像科学出版社“有趣的数学”就因为雅俗共赏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刘心武以票友的身份在电视上大谈《红楼梦》，虽然引来了一些红学家的批评，但也带动了图书的销售。

　　如果阅读不能带来智慧，那么我希望它带来启迪，如果不能带来启迪，那么我希望它带来知识；如果它不能带来知识，那么我希望带来感动，如果不能带来感动，那么我希望它带来趣味；如果不能带来趣味，那么我希望带来快感。如果这些都不能带来，那么我有理由不读书。

　　对于书的回忆总会带有个人的色彩，而关于阅读的目的，我们的出版者当有深刻的认识——否则，出版与读者将拉开一段距离，而双方都不明所以。

　　文/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