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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前我们习惯地称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再早前因为贾平凹的一句话，我们很多事业有成的城市移民不再吝啬“我是农民儿子”的自白；较早前城乡差距渐渐大了，感觉好起来的城里人偶尔会冒出一句关怀话———我们农民兄弟……而更多时候，抛出去的则是白眼———你们乡下人……农村人因为土地减少和工业化发展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涌进城市。城里确已人满为患了，再挤些文明习惯差一截子的农民，烦躁情绪不足为怪。这恐怕正是高层开始关注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只要农民安心自己的土地耕作，解决温饱问题，谁还 会背井离乡去受城里人的“挤兑”？但农民问题的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农民工以及他们在城里的人权保障和人格尊严问题，绝不能像他们的生存状态那样，长期处于一种飘浮的失重中。据昨日江南时报的报道，苏州市一对来自安徽的打工夫妇，去年在租住房里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这个只有16个月大的小女童今夏失足掉进房东家一口老井里溺亡。小女孩因为出生在异乡出租屋里，连出生证明也没有。为了方便尸体火化，其父才给不幸早夭的女儿起了个美丽的名字——翟雪。而且，其父认为女儿的死无论如何都和房东脱不了干系，便把房东告上法庭。可悲的是，为了省钱，女儿一直没有申报户口，夫妇俩的结婚证明也因到处辗转而丢失，这个“黑户”家庭的法律关系一时间成了一片空白，他们的诉讼主体资格也一下子站不住脚了。两人不得不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经过四处奔波，他们后来返乡补办了结婚证和小女儿的出生证明，也找来了证人，但法院最终还是判他们败诉。尽管败诉的理由与“黑户”无关，是监护责任的认定问题，但“黑户”农民工在法律诉讼中的弱势地位、在法律程序中的孤立无援，不能不令人格外同情。“农民工也有天赋的尊严”。这是江南时报当天另一篇文章的标题。在这组系列报道中，来自无锡红豆集团的一位农民工针对媒体批评发出令人心碎的辩白：撇下孩子外出打工不是我们心狠！他说，在异乡安顿好后，本打算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学，可一打听学费吓了一跳。转学择校的费用不说，光正常收费每学期就要1000多元，他和妻刚刚上班，自身生活都很拮据，若把孩子接来又怎堪承受？“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城里人不干的活我们干，但我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哪怕有1％的疏忽，都可造成农民工的权益100％的侵害。”这位农民兄弟的来信字字含泪，笔笔蘸血，让我们每个读它的人都无法平静。新上任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曾说过，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笔者觉得应加上一句：城里人要反哺农民工。记得一位农民作家说过，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我们城里的一些人，却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仁”。不是么？让那个火化了的落井女童“自己”去证明自己是农民的后代，大言不惭地指责“候鸟”似的农民工撇下孩子打工挣钱是不负责任，我们这些城里人，究竟是扮演了法律的捍卫者、清醒的道德家，还是扮演了冷漠的衙门判官、虚伪的卫道士？作者为本报编委。
《江南时报》(2005年12月25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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