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儒教”荒诞的耻辱与倒退？

　　近日在广东从化举行的“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儒学学者蒋庆重申“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提出“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全面的复兴。”在重建方法上，他主张要走“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重建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等；“下行路线”就是成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蒋的发言引来了与会学者的一致批评。(12月21日《新京报》)

　　对于这个近乎荒唐的构想，几乎用不着做义正辞严的批驳，如此充满霸权意味的“儒学振兴”带来的会是文明的倒退。真正的文明，其特质在于自由、多元和包容，某种思想文化教派一统天下的格局注定是悲剧性的。基于此，我们对于即使有些荒唐的主张，也应该保持必要的宽容。

　　笔者不是特别喜欢“儒教”这个词。根据蒋庆先生的阐释，儒学从汉朝到1911年的两千多年里，因进入政治体制而成为儒教，它是上升到政治高度之后形成的文明共同体，不仅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信仰的、生活的。

　　儒学原本只是一个思想流派，因为顺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被确立为“国教”。但这种文化专制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压抑深重不堪，思想文化的萎缩和创造力的衰减在所难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便终结了“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再也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如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无自豪地宣称：孔子是中华文化惟一的代言人，“儒教”就是华夏文明的代名词，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和耻辱吗？

　　与中国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宗教性统治相似，西方将近千年的中世纪，政教合一带来的沉闷局面不啻是一种灾难，湮没了辉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产力都发展缓慢。直到14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才开始打破僵局，但文艺复兴与今天我们有些人呼号的“儒学复兴”有着质的不同，甚至精神内核完全相反。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打着古典主义的旗号，但那是抗衡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资本，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勃兴和个性的全面解放，由此产生的文化、科学诸领域的蓬勃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而我们的“儒学复兴”，更多只是一种因循守旧的复古，甚至要恢复儒学和礼教对人性和思想的禁锢。无须掩饰，我们至今仍然存在着对“复兴”二字的严重误读。

　　将一种学派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则背离了理性，背离了思想和学术的本性，而异化为一种强迫信仰和盲目崇拜。思想是独立的，信仰是自由的，创造是无限的，但“独尊儒术”的结局却是失去了选择信仰和思想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连思想都不属于自己，都无从选择，那么创造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融合，从古至今，由中而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纯粹的“儒教”可以说并不存在。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说的“汉承秦法”、“儒表法里”，即使是在封建时代，单靠儒术并不足以治国，或者说儒术在实践当中必然会融合其他学派思想。而在宋代，儒、释、道三教的融合，造就了国人渐趋内敛的文化性格。演变至今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没有必要定于一尊，而拒绝其他文明，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错位。儒学远远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杰出的代表，它有没有资格代表东方文明而与整个西方文明对话，的确是个问题。在这一点上，笔者的看法与蒋庆先生恰恰相反，“儒教”就应该与西方某一学派对话。

　　近现代西方文明迅猛而高度的发达，正是因为它冲破了中世纪的宗教枷锁，思想的自由带来文化的勃兴，独立的创造促进科技的日新，个体的解放产生社会的民主。中华文明在近现代的落伍，与“儒教”的禁锢不无关系。这种长期的禁锢必然造就“保守”的性格，如果我们仍然习惯于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只是一种奢谈。“儒教”的衰落是历史的选择，复古式的“儒教振兴”只会阻碍文明前进的脚步。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复兴不是复古，“儒教”也不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然后应该在历史长河中和人类文明背景下反思“儒教”，而不是急于打着“复兴”的旗号重蹈封建文化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