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现代化与现代性

　　在一些人眼里，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回事，法律的现代性亦即法律的现代化，其实，这是一种假是而非的看法。

　　按照通行的观点，法律的现代化既是指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转变的历史过程，也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理想图景，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法律理论与法律实践作为样本勾画出来的，它把地域上的中西关系转换成为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价值上的优劣关系。按照法律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固有的法律是传统的、落后的，西方固有的法律是现代的、先进的。这种意义上的法律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以西式法律取代中式法律。

　　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标准，当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以西方各国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实践作为中国法律发展的理想图景，也许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原因很简单，“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主要是形而下的“器”，基本上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内容，完全可以制定全球统一的标准和模式。比如，同一款性能优良的电脑，在西欧北美是一台“好电脑”，搬到东亚南非也将是一台“好电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它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传统、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人的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注定了有些法律具有普适性，有些法律永远都只能是地方性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律领域中还有“道”与“器”之分。法律中的“器”，即在法律的技术层面上，也许可能做到全球一致（全球化），比如法条的措辞、合同的格式，等等，都可以制定出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法律中的“道”，即在法律的精神层面上，如果坚持以西方标准作为全球标准，取消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以期法律精神、法律思想的整齐划一，既无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

　　在对中国的法律现代化理念作出以上反省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有必要剖析一个相关的概念：法律的现代性。在一些人眼里，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回事，法律的现代性亦即法律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所谓现代性，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个体对于群体、整体、社会的反抗。大致说来，西方国家自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精神实质，就是这种现代性。追根溯源，现代性问题的萌生，乃是人类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模式变迁的产物。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每个人又必然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人的这种群体属性同时也表明了“人”作为“类”的生存方式。只是，人的个体性与人的群体性乃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前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要求人的个体性服从于人的群体性，群体利益常常优于、高于个体自由。然而，这种“前现代性”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后，却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个体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个体要求群体做出更多的让步、给予更多的宽容，这就是现代性的由来。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性并不神秘，更不是什么“大写的真理”，它只是在个体自由与群体利益的矛盾中，倾向于保障个体自由而已。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我们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主义，排斥个人主义，反对自私自利。从这个角度上看，群体、集体的价值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个体相对于群体的优先性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这就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个体大多习惯于各行其是，以自己为中心，不顾社会公德，经常把个体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以至于社会诚信极度匮乏，交往成本迅速上升。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这个社会又已经超出“现代性”的合理界限，到了滥用的地步了。如果只从消极的方面着眼，那么，“前现代社会”中有效地得到维护的群体利益，滥用“现代性”的社会中全面承认的个体利益，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都面临着缺失之虞。这种相互交织的困境，还有待于有识之士给予更多的关注。

　　（作者为重庆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