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监督捍卫争取来的快乐权利

　　□曹林禁改限、禁改放是今年各地对待爆竹的主流选择，十多年法规与民俗的博弈，“解禁派”占了上风。民意抉择中，北京市废止执行了12年的“禁放令”，改为“限放”；许多城市的改革更是大刀阔斧，对烟花爆竹实行较大程度的开禁，一个大多数人可以“爆竹声中辞旧岁”、民俗氛围很浓的春节值得期待———可最近许多地方非法生产烟花爆竹嚣张起来，这些危险品的存在给人们美好的期待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国家安全总局透露，随着一些城市烟花爆竹燃放的解禁，市场需求旺盛，非法生产也开始蠢蠢欲动，今年10月份以来，全国共发生烟花爆竹重大事故10起，其中，非法生产烟花爆竹重大事故占了9起！

　　自然难以回避这样的质疑：这种安全状态能让人放心吗？当初禁改限的公共选择正确吗？我们的民俗快感能建立在这样的代价之上吗？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快乐权利”，有人为何如此不珍惜？

　　说爆竹开禁是人们的一种“快乐权利”，一点也不矫情，燃放烟花爆竹、耍狮舞龙、敲锣打鼓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烟花爆竹承载着老百姓太多的传统情结，节日的快乐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种传统仪式。说这种权利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也一点不夸张，从完全禁放到有限开禁，其间经过多少交锋与博弈、反复和观望？又经过多少利益的权衡、安全与环保、传统风俗与现代文明等等？耗费了许多博弈成本后，才开了“禁改限”这个口子。

　　既然来之不易，就应该珍惜这种权利，可当下的烟花爆竹生产现状告诉我们，很多人并不珍惜。快乐权利不只是最终放爆竹那一瞬间带来的快感，不单纯是放爆竹者的快乐，它涉及爆竹的生产、存储、流通、销售等环节，大家在“禁改限”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全面禁放的话，这个链条上谁也得不到“快乐”———而基于“禁改限”脆弱的民意基础，只要其中任一环节出了问题，政策都有可能收紧。所以说，生产者对安全的麻木不仁，是对快乐权利的极端不珍惜，既剥夺了别人的快乐，也断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禁改限是民主决策的结果。民主，不仅是一种参与决策的权利，更多是一种责任———承担结果的责任。谁决策、谁更多地负责，这是公共政治的逻辑。如果禁改限是政府独断的决策，那么政府必须为所有爆竹问题负责；但如果是公众自己的选择，那么社会自身得负起更多责任，珍惜来之不易的快乐权利，在共同的利益下形成道德自治机制。对于烟花爆竹，不仅要依赖政府的监管，更多要靠生产者的自律、行业的整体规范、公众的监督等———毕竟，烟花爆竹是社会自己的选择。

　　春节临近，正值烟花爆竹生产的旺季，期待在政府监管之外，社会对爆竹的道德自治也要紧急动员起来：生产者要有可持续发展意识，整个行业要有共同的利益感，普通百姓也要尽到公民监督责任，大家共同呵护“禁改限”下那来之不易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