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餐厅黑幕之四:做手脚客人多掏冤枉钱

　　本报记者

　　今天晚上的雅间只有5位客人，从他们小心谨慎地走进雅间的神态上看，他们属于工薪阶层，对来这样高档的酒店消费对他们似乎奢侈的近乎胆战心惊，对菜单及酒水单仔细地查看比较，点了一些较为便宜的酒菜，席间言谈也以劝酒为主，吃饭的原因是单位同事帮了忙而设宴答谢，随来的两位女士，头发凌乱衣着普通，像是家庭主妇，连口巾都不知道如何

　　其实他没有看出来，服务员给他多开了20多张湿巾，他没有使用却付了账。我想如果是朋友聚会，大可不必到如此高档的场所消费，特别是工薪阶层，这一顿便饭可能花掉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在我走进这家酒店时，管理人员告诉我八小时工作制，而实际上这个时间是弹性的，正常工作制在这儿几乎实行不通。在“上帝”面前，服务员在时间上没有商量的余地。客人散去后，服务员洗涮完毕，尽责的服务人员还要把自己负责的包间餐台铺好，才可以离开。有时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也很正常，有时服务员可以得到第二天的半天休假，有时仍然正常上班，在这里没有“加班费”一说，一个服务员告诉我，包间提成就是给服务员的加班费。

　　员工正常的休息时间是三天轮休一次，一次半天，但部分员工一个星期也休息不到一次。法定节假日是酒店生意最旺的时间，服务员除了更紧张的工作外，别想有自己的节假日。一个在此工作半年的服务员告诉我，法定节假日加班，按国家规定要加倍给员工发工资，但在这儿没有，“我以前工作的一个酒店，节假日工作加班加倍给我们发工资，而且每月保证让我们休息四天。”她有些后悔地说，那个酒店的工资也比这儿高，但“开瓶费”和服务员四六分成。

　　在此酒店打工的服务员大多是外地的，以甘肃、陕西、湖南、福建山区人为主，他们带着自己的被褥吃住在酒店宿舍，酒店每月补助100余元的饭钱，每天有一个荤菜，每月按时领到自己的工钱，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对这种生活仿佛很满意，所以对工作条件和目前民工享有的保障不清楚也不在意。

　　一个在此工作了三年的老服务员对我说，她是从湖南农村过来打工的，老家留下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和三个年迈的父母。刚到银川时和丈夫做些小生意，后来赔了本，丈夫开始打起了零工，自己也应聘到这儿做服务员。她现在关心的是每个月是否能拿到工钱，对各种保险不感兴趣，“我也不知道城里是否给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上保险，这儿的管理人员也从来没说过，要国家给我们这些农村人养老不可能吧？还是自己养自己靠得住！再说在城里养老也不可行，我和老公总要回老家的。”

　　而在此工作的本地服务员却不这么认为，一位老服务员说，她是几年前下岗人员，一次性买断了工龄，自己已经交了三年的养老保险，以后还要再交10年才能领到自己的退休金。对这家酒店不给自己交养老保险颇有不满，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享有工作单位给自己交各种保险的权利，“我也不懂这些，只知道有的管理人员有保险，像我们这些临时工就没有。”

　　而年轻的服务员对各种保险的概念有些淡漠，他们关注的是哪家酒店或单位给的工资高就到哪家工作，流动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关注的是当前的安身立命，养老和医疗对他们来说还非常遥远。

　　（下期请看《本报记者揭开银川部分餐厅黑幕系列报道之五：餐厅女服务员想嫁给银川人》。提要：出门打工的女服务员离开家久了，家乡的影子渐渐变淡，都想留在银川这样繁华的城市，于是与银川人结婚便成了“最佳途径”。在餐厅里，女服务员的目光自然锁定在有一技之长的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