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监管：何以总要“隔山打牛”？

　　张贵峰

　　针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农民工王建民无钱治病死在北京同仁医院之事，黑龙江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靳国君日前对记者表示，“北京同仁医院的行为违背了职业道德，也触犯了法律”，他敦促：“北京有关部门应当实事求是，‘挥泪斩马谡’”。

　　省人大高官出面为民工抱不平，严辞谴责冷血医院的“违德犯法”，这种为民仗言的风范，无疑令人感动和欣慰。而实际上，就王建民事件，黑龙江有关方面已有一连串的行动：21日，齐齐哈尔驻京办就以政府名义要求同仁医院解决，随后，黑龙江省农委指派专人前往北京，与同仁医院进行正式交涉……

　　从市政府驻京办，到省政府部门，再到省人大，一名普通农民工的死，能引来如此规格越来越高、言辞越来越激烈的关注，无论如何是一个好现象。比照之下，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此事上的失语状态，不能不说显得格外的相形见绌，发人深省，为什么会这样？———与其让黑龙江有关部门千里迢迢地来交涉催促、隔山打牛地监督，近在咫尺的当地有关部门为何不就地解决呢？

　　而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王建民事件”再向前推移一下，放到此前更为轰动的“哈医天价医疗费事件”上，不难发现，此种内冷外热，总要借助外力才能推动的“监管”现象，并非北京“独擅”，黑龙江恰恰也有几乎“雷同”的表现———500万元医疗费，在患者家属100多封举报信，导致中纪委、卫生部出面调查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监管何曾在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医疗收费混乱、黑心得令人触目惊心的哈二医，是否会被当地管理部门严厉追究并“挥泪斩马谡”？———同是恶性的医疗事件，一旦涉及本地，监管路数就天壤悬殊、判若两人，怎不令人唏嘘、感叹？

　　显然，无论王建民事件还是天价医疗费事件，之所以形成上述内外有别、隔山打牛式的医疗监管困局，根由无非还在“利益”二字。众所周知，根据目前的医疗管理体制，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实际上主要是一种依附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真正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监管关系，这意味着，卫生局虽为公共服务部门，但同时也是公有医院的“婆婆”，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种背景下，卫生主管部门很难真正站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医疗机构、部门利益的立场上，履行其监管、服务责任。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制于这种利益化行政格局，该公益的没当真公益、该市场的又无法充分市场的医疗乱象，才会如此层出不穷、怨声载道。

　　推之于更广阔的公共管理领域，类似于这种受部门、地方利益羁绊而不能正确、公正履行政府职能的现象，又何止医疗监管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