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军
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连日来，从中央到地方关于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拜年等通知也季节性地纷纷出台。但在“严格规定、禁止”的通知要求背后，此类“官方辞令”却往往收效甚微。为何“公款拜年”仍然“严”而不“禁”呢？
制度不严格无疑是重要原因。一些领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又缺乏有效的财务、审计监督，大事小事一个人说了算，导致一些人打着“公”对“公”的旗号，披着经过“集体研究”的遮羞布，能肆意滥用手中权力。面对缺少制约的权力，靠“发通知”能有多少约束力？
执纪不严肃更是关键所在。“公款拜年”具有行为集体性、财物公有性等特点。常常出现“法不责众”的处理方式，使有些人钻了空子。在一些人看来只要钱没进个人腰包，吃喝玩乐即使查出，数额再大也是小事，最多只是批评教育。纵观反贪办案实践，对“公款拜年”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立案几乎为零，仅“提要求”岂能产生震慑力？
由此可见，遏制“公款拜年”，真正缺少的并不是“严”字当头的通知要求，而是独立审计、财务监督、权力制约、公开行政、透明决策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以及按通知要求令出惩随，狠抓落实的行动和决心。因此，只有从制度和行动上堵住“公款拜年”的空子和漏洞，使官员不能、不敢借拜年之名挥霍公款，有关的通知要求才能成为一道令行禁止的“高压线”，真正具有威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