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几百万，最后被判了刑，大家拍手称快，但有的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可能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的这番话，无疑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我国审计模式将发生重要转变———从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转向为财务、效益审计并重。即审计部门不仅要关注纳税人的钱是否被合法地使用，还要关注有没有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的问题。
效益审计的积极意义无庸置疑，但是效益审计这么多年没能全面铺开，除了李金华署长提到的“只有当整个财务管理状况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才有效益审计的可能”外，还与效益审计涉及的是非观、价值观有关，这远比贪污侵占等直接犯罪复杂得多。下一步如果实行效益审计，笔者以为有两大难题待解。
一是效益的评价标准问题。一项投资的最终收效如何，审计者与被审计者很可能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当然，有些评价标准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工程确实存在着审计期内运作效率不高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又确实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但却可能是被审计者有意识地“搅混水”，被审计者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上边缘化，再加上一些“今年事出有因，明年前景灿烂”之类的描述，很有可能又被拖入下一个“低效轮回”。再比如，一些“形象工程”，就有可能在“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上被边缘化，而“政治意义”又恰恰是一笔很难算清的账。上述情况都会使效益审计的作用大打折扣。
二是追究责任难题。一项大型项目的投资效益，比起资金去向等审计，涉及部门、人员更多，核算关系、资金形态转化也更复杂。比如，暂不该买的材料却提前买了，不该预付的钱预付了，你说这材料不该买、这钱不该付，可人家说明年要涨价，提前买了就是省钱。可是明年是否真的涨价，很难有定论。有了这些难以界定的事情，投资效率的低下最终就会形成“层层都有责，层层无大责”等责任虚化现象。效益审计，在面对这些“以运作细节蚕食工程效率”问题时，能够厘清责任吗？
很显然，以往对资金去向的审计，是非界线一目了然，查处、整改也相对容易。但是，效益审计还得做，而且很有意义。效益审计并不仅仅是从资金使用效果的角度，拿出一个审计报告，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效益审计报告的审读，能逐渐让决策者对“效益”二字形成共识，让效益审计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效益审计卓有成效。不要让有的领导干部大笔一挥可能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的情况再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