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盛世”下的危机

　　12月24日晚上，西方传统的圣诞夜。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不在举行狂欢活动。QQ聊天、手机短信，远距离传递着圣诞问候；各种Party、联欢，零距离圣诞着。在2005年即将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尘封在历史档案柜之前，不妨将时光倒转，回顾一下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众文化现象。

　　上：“盛世”篇

　　谈论2005年的大众文化，用“盛世”二字概括，也许再恰当不过了。当然，这里所谓的“盛世”，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繁荣罢了。“文化盛世”，空口无凭，总得用事实说话。

　　“公私”颠倒的芙蓉姐姐

　　2005年，在网络舞台上，第一个大红大紫的莫过于芙蓉姐姐了。

　　年初，一个网名叫“芙蓉姐姐”的女性，在网络上陡然窜红。她成名的诀窍是，不断地在水木清华BBS上张贴自己的生活照，同时以令人生畏的激情，在网上发表了大量与玉照交相辉映的抒情文字。她那自我陶醉地扭动舞姿，做出风情状，颇有“行为艺术”的味道。

　　其实，自从2003年夏天以来，不断有独立特行的女性粉墨登场于网络。木子美，那个把自己与多个男人的性经历、性体验以日记的形式写成文字，命名为《遗情书》的女性，一夜成名。紧跟着，2004年，一个网名叫竹影青瞳的广州女大学教师，在个人博客上发表配有自己裸照的文字，并进行实时更新。

　　进入2005年，网络女星的更新呈加速度趋势。芙蓉姐姐露着肚脐眼的腰姿还在扭动，5月14日，一个网名叫流氓燕的女子众目睽睽之下，全裸照闪亮登场，当晚，天涯的服务器因过量的浏览而导致瘫痪……

　　有人把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流氓燕的这些表演称作“行为艺术”。网络上有没有行为艺术，行为艺术能不能依靠网络发展，以及网络和行为艺术挂钩后，行为艺术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嬗变？这一连串的问号，暂时还很难作出个明晰的答复。不过，从木子美的快速黯淡，是否预知的是芙蓉姐姐的明天？

　　哈贝马斯认为，公众明星的“公”“私”区别在于公开化和私人化的不同，前者是公开场合，后者是私下场合。木子美和谁上床也好，芙蓉姐姐展示腰姿也罢，还有竹影青瞳、和流氓燕，她们之所以各领风骚没几天，其表演容易被同类所复制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成名”犯了文化艺术规律中的一个大忌：“公”“私”不能颠倒。故意把本该属于私人空间的东西公开展览出来，兜售的是“快感”，而非艺术。“公”“私”颠倒的表演，注定了芙蓉姐姐们的某种命运。

　　“娱乐传销”的超级女声

　　2005年度，湖南卫视这个电视娱乐中的“黑马”，再次风头出尽。不管赞誉还是贬损，“超级女声”四个字，至少在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叫响。超级女声早就拉下了帷幕，但其鸣金不收兵，演出的舞台从演播室转向巡回演出，至今没有“退休”的意思。

　　许多参加超级女声的选手，包括超级女声的主持人，经常将某个人的“音乐梦想”和超级女声的比赛相提并论。人活着，需要用一个又一个梦想激励自己去拼搏。没有梦想，难以有所作为。热爱音乐艺术的人尤其如此。贝多芬为了实现音乐梦想，几乎离群索居，独自生活在音乐梦想里，然后才可能有一个又一个交响乐问世。贝多芬是功利的，他的功利是为艺术而艺术，远离世俗的铜臭味道。

　　《超级女声》把实现你的音乐梦想当作诱饵，至于说这个节目能否真的将参与者摆渡到音乐的彼岸，恐怕组办者自己心里也没底。他们惟一有把握的，就是通过十几万超级女声的加盟，实现自己的梦想：赚名赚钱。就这样，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娱乐传销”，以电视娱乐节目的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笼了。

　　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娱乐，尤其当娱乐进入产业化阶段，娱乐更是变成大众的普遍需求。媒体提供娱乐节目具有双重功能，物质的收益归己所有，精神的收益归参与和旁观娱乐者所有。中国需要真正的娱乐电视节目，但拒绝含有传销色彩的娱乐。

　　超级女声作为2005大众文化的领头羊，其成功之处在于“打破了围墙”，让普通观众零距离参与到节目中来。然而，靠演绎流行音乐起家的超女们，其身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文化工业”的两个烙印：标准化和伪个性化。众多的超级女声，在貌似“个性”的光环下，实则是音乐商业作坊里的批量性成品——一些“商业音符”而已。

　　用权谋哲学“烹饪”名著

　　有学者说，18和19世纪是阅读的世纪，20世纪是阻碍阅读的世纪。那么，21世纪呢？是阅读的复兴世纪，还是阅读被继续阻碍或者被异化的世纪？

　　2005年被誉为“原创长篇小说年”。12月8日揭晓的第二届《当代》长篇小说2005年度最佳奖中，贾平凹大悲无言的《秦腔》，余华十年磨一剑的《兄弟》（上）榜上有名。贾平凹和余华等老作家“还魂”，人气固然很旺。和《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畅销书相比，究竟是原创的新作有名，还是“烹饪”的名著影响更大，暂时还不好下结论。

　　名著成了放在厨房案板上的鱼肉，等着被作家这个大厨“烹饪”，究竟是名著的悲哀——是不是古典文学名著不靠当代人的戏说，就没有了魅力，还是烹饪者的悲哀——这些人不傍名著，就寸步难行？

　　这类畅销书的共同点在于，书作者们以人治社会的宏观思维模式，来企图给市场社会微观管理中的问题寻找“灵丹妙药”，以管理先哲的姿态，给人指点迷津。平心而论，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并不算多么新奇，骨子里还是告诫人们：管理就得靠攻心取胜。

　　我们不否认管理工作需要智谋。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学习《水煮三国》、《麻辣水浒》中的方法，每个管理者和员工都成为颇有心计的“权谋家”，那么，我国的市场经济会成为什么样子？从这种意义上说，“烹饪名著”无疑在害读者，害企业，其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民间国葬”演艺界明星

　　演艺界名人频频英年早逝，成为2005年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演艺界名人在公众的心目中究竟占据了多少空间，只要看看这些名人去世后获得的悼念“待遇”，答案就有了。

　　4月10日，59岁的著名电影导演陈逸飞在上海去世，引起社会关注；8月18日，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因为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令喜爱她的观众愕然；8月30日，演员傅彪去世，悼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者。9月1日，傅彪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几千名群众自发来到现场。网上的悼念，更是隆重之至，以至于谁不知道傅彪，会被当成“娱乐文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月6日，院士黄昆走了，科学界扼腕，许多普通公众相当茫然：黄昆是谁？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却是陌生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说。不仅是黄昆，几乎所有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领域研究的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中国的大众文化正值“盛世”，而科学盛世显然还未到来。一个演艺界明星去世了，享受着“民间国葬”的礼遇。而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走了，送行的只有他的同行和家人。如此重“娱”轻“学”，喜耶，忧耶？

　　俱乐部里“振兴”国学

　　振兴国学的呼声，每年都有。然而，2005年一系列和国学有关的事件，显得格外耀眼，难怪有人提议将2005命名为“国学年”。

　　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此举被誉为“是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次重要觉醒”；9月28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首次“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同日，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试开课；11月1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开班，来自全国的40多名企业老板来北京大学“闻道”，他们1年的学费为24000元，每月开一次课；11月24日，中国国学俱乐部在京挂牌成立，报名者必须是企业家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此外，还有一个国学传奇式人物，四川师范大学聘请的“长衫教师”李浬，在2005年度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

　　官方行为——全球祭孔，高校行为——组建国学院，民间行为——个人或企业开讲国学，掀起了有利于国学复苏的朵朵涟漪。和海外的复古式祭孔相反，国内的联合祭孔仪式，要摩登得多，有些让人看不懂活动本身，到底为的是什么。国学教育，人大的国学院招生情况似乎不大乐观；杭州、苏州等地的国学私塾班，大抵也是富家子弟的专利。至于说北大的国学老板班，以及国学俱乐部，更是铜臭气十足。借用学界人士一个说法，“读者俱乐部不是提高读者的趣味，而是在将读者的趣味标准化。”照此说来，兴趣标准化的“国学俱乐部”，意欲把俱乐部会员引向何方？

　　学可学，非常学；教可教，非常教。表面热闹非凡的国学教育，实则有避重就轻之嫌。倘若国学教育不是以传承国学精神为己任，即便全民之乎者也，也未必等于找回了国学传统。

　　下：危机篇

　　物极必反。盛世下的大众文化，其实已经潜伏着诸多危机。

　　突如其来的艺名事件

　　艺人改行，蔚然成风。说相声的，看到相声艺术萎靡不振，改演小品，或者索性到政界、商界打拼；演小品的，预感小品滑坡，跳槽到演艺界唱歌或者拍电视剧去；戏剧演员，改唱通俗歌曲……这些微妙变化，算得上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了。这一切，虽然司空见惯，但虽然也预示着文化的某种危机，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倒是突如其来的小香玉“艺名事件”，惊醒了文化商人。

　　6月11日晚，香港凤凰卫视首次披露了去世一周年的豫剧大师常香玉生前留下的一份声明，它是2004年5月中旬，正在河南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老人委托给律师的。声明称“将收回陈百玲对‘小香玉’这个艺名的继承权和使用权”。

　　“声明”说，当初给孙女陈百玲起艺名叫小香玉，意思是要求她把常派豫剧表演艺术继承和发展下去。“可是她从1997年开始，就不按照这个承诺办事了”。祖母希望孙女经常上演《拷红》、《白蛇传》、《花木兰》，而“小香玉”却背离了豫剧传统剧目，改演别的节目。

　　尽管小香玉坚信自己没有违背继承和发扬豫剧的誓言，但祖母的声明，还是说明了一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以，不过，要“吃”先人的名气，恐怕行之不远，中国自古不是就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吗？

　　艺名事件的深层意义在于，使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些渐渐处于边缘的艺术品种，在危亡之中苦苦挣扎的困境。同时，它也提出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众多名不副实的艺术家、学者、演艺明星们，虽然你们不大可能有陈百玲女士那样倒霉，但人民群众会不会从内心里收回曾经授予你们的那些荣誉称号？

　　国产剧不敌《大长今》

　　国产电视剧的产量甚为可观，收视率冷热不均。特别叫座的，历来不多。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韩国，其大众文化大有咄咄逼人之势。2005年国庆期间，湖南卫视播放的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红得有些发紫。愈是这样，愈是让国产电视剧汗颜。

　　《大长今》火了，探究原因的自然多了。譬如，“这是一部鼓励青年励志的电视剧。”不错，《大长今》确实这么标榜的。问题是，国产影视作品中励志题材的也不少，虽然我们的影视剧没有直接打出这样的招牌，相关的内容，几乎每部影片和电视剧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为什么偏偏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把这个“励志经”给念得痴迷倒一大片观众？

　　不少人盛赞《大长今》表现中国古代文化的水准。这更让人困惑：这些年，国产电视剧几乎一直是历史题材在一统天下。韩国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演员，纵使再是“中国通”，其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也不该超越中国人啊。这好比学英语，就是过了专业八级，其口语和运用英语思维、表达的能力能超得过英语母语者？可见，《大长今》的红火，显然不是该剧以中国明朝的历史为背景。咱们的明朝电视剧，虽然不如清剧畅销，也是嫡传的嘛。

　　说一千道一万，《大长今》之所以成功，和该剧编剧、导演的平民视角意识有很大关系。国产剧继承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到处是勾心斗角，经常是王公贵族占据荧屏，《大长今》虽也是宫廷戏，小人物自始自终是主角。这一点，最该是国内编导们学习的地方。谁抛弃了人民群众，谁早晚就必将被人民群众所遗忘，电视剧亦然。

　　牢记将艺术植根于小人物，何怕得不到“小人物”的普通观众们特别喜欢？

　　学术自由VS红学操戈

　　9月下旬，台湾学者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肯定是2005年文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李敖之所以是李敖，在于他的“嘴巴自由”。在大陆，作家刘心武在畅谈红学方面，也曾享有过一段“嘴巴自由”的大好时光——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红学，并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两书。然而，今年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对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进行训斥，要求其就此闭上嘴巴别谈《红楼梦》。

　　文化也好，学术也罢，历来都是创造性的活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武器，焉能用于文化研究和学术研究？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台湾美学家蒋勋认为，《红楼梦》应该是个公开的领域，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入，考证、研究都没问题。没有必要非要正本清源，一个套路才行。

　　一位网友说得好，“在我看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网民支持刘心武先生，倒不是因为他的观点正确，而是表达了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所谓正统学者的学术霸道和官僚气派的厌恶。”

　　从今往后的端午“祭”谁

　　如果说大众文化阵营那边还有一身“盛世外衣”可供掩饰危机，民间文化阵营这边的情况，则要凄惨的多。姑且不说西方的圣诞节在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就是我们看守了二千多年的端午节阵地，也基本上处于失守状态。

　　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11月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

　　从今往后，端午节在世界上可能被“端午祭”所取代，一字之差，其“法人代表”已经大相径庭。对此尴尬，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还是抓紧盘点自己的民俗文化家底，从此扎紧自家的民俗文化庭院的“篱笆”，别再让“端午节”变成“端午祭”之类的悲剧重演。

　　捍卫“文化国土”、“文化主权”，不能过于阿Q，跟没事人似的。不然，从此往后，端午节那天，我们究竟是祭祀屈原呢，还是祭祀失去了文化遗产？

　　启功去了，巴老也走了

　　2005年，去世的不只是演艺圈的“年轻人”，还有文化界、文学界的大师和巨匠。

　　6月30日，93岁高龄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北京逝世；10月17日，101岁的巴金先生在上海逝世。作为学者的启功，他的离去，在全国引起的反响，远不如傅彪这个“小伙子”。虽说巴老走后，悼念的规格无可挑剔，不过，人们悼念巴老的，却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敢于说真话的精神。诚如有人所说，巴老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怀念一位作家，不是重温他的作品，而是学习他的做人精神，如此独特的纪念方式，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就绝无仅有的。

　　人们“接受”巴金作为“世纪良心”的符号，认同其意义，盖因当下“讲真话”仍然太难太难，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唐人有诗句道是：“人无百年寿，百年复如何！”如果我们连“讲真话”都不敢都不能，苟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活着有什么尊严有什么价值？

　　文学虽然是一种虚构的艺术，但前提是虚构中的人物说得必须是真话。巴老走了，我们看到曙光了吗？刘心武尚且不能随心所欲谈论，遑论敞开心扉说真话呢？

　　恶作剧搞得福娃“变脸”

　　再严肃的东西，到了网络世界，都可能受到极不严肃的“调侃”。好端端的文化作品，随时面临着面目全非的危险。

　　11月11日晚，北京2008年奥运吉祥物出炉，五个可爱的福娃从此被赋予了生命，和中国人民一起，大声向世界说出“北京欢迎你”。很快，五个可爱的奥运吉祥物“福娃”形象竟被网友篡改为各种版本——“超女版福娃”、“灌篮高手版福娃”、“葫芦娃版福娃”、“小新版福娃”、“恐怖分子版福娃”，被篡改的“福娃”竟然多达22个版本。

　　凡是贪图满足个人一时之快感者，大约是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的，更不会费心思去设身处地替被篡改的对象想想，也意识不到自己所获得的瞬间快感，却让整个社会文化支付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同样道理，中国网络上那些“文化刽子手”们，他们为了证明其存在，为了引起网友的关注，不惜破坏代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形象的文化产品。别说“福娃”了，就是民族的象征，怕是他们也敢肆意“东土”的。

　　这样的“文化刽子手”多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还能有安全感吗？

　　尾声

　　2005年，中国电影诞辰百年。谁有资格代表中国电影百年，成为媒体争论的一个话题。陈凯歌执导的《无极》，张艺谋执导的《千里走单骑》，分别代表着精英化和大众化电影两种模式。陈凯歌走得是精英化道路，磨刀霍霍，意欲问鼎奥斯卡；张艺谋跨国关注小人物，可看作大众化道路。下一个电影百年，是哪种模式的天下？迄今还是一个谜。

　　今后，精英化与大众化谁最有可能唱主角？文化标准和趣味判断的产生及修改，通常是由知识精英垄断的。在大众和精英的知识差距日渐缩小的信息时代，精英单独操刀制定文化标准的垄断地位正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精英在文化标准，包括大众文化的标准和趣味判断方面，仍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5年，是电视（包括网络）娱乐年。娱乐是一种简单的、不复杂的快感，经常是中性的和自发性的。正如电视不生产节目，电视只生产观众一样，娱乐也不生产真正的文化，它只生产明星，虽说绝大多数娱乐明星都是转瞬即逝的。大众娱乐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只要人们对快感的需求存在一天，娱乐产业就将活跃下去。所不同的，无非是栏目的变化而已。

　　大众文化是女性的天堂。英国学者约翰?哈特利说：“新闻”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从传统那个男性的、政治的、评论性的和国家的世界，摇身一变成了女性的、私人的、视觉的、叙事的和个性化的天地。而娱乐，从来都是女性在唱主角。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管是网络娱乐，还是电视娱乐，几乎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了。

　　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有如缺一不可。英国学者F.R利维斯认为，大众文化是民间文化的灾难，因为它一刀隔断了传统和过去，而这过去显然是值得缅怀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好情人节而忘记了七夕，狂欢圣诞而在冷落春节，表明在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我们尚未求得一种平衡。寻求平衡的过程，其实就是重新重视个性特征的过程。

　　文化建设，究竟是让大众迎合传统，还是让传统迎合大众，决定着未来中国大众文化的走向。

　　(稿源：红网)

　　(作者：刘海明)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