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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9}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30日00:04 新文化报

  老鬼著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更难。但老鬼认为,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在《母亲杨沫》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罕见的真实。作家老鬼直面母亲过去的经历,不为亲者讳。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

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烈士的鲜血洗礼了母亲的灵魂。她曾反复质问自己,如果换了自己,能否像牺牲的同志那样视死如归?她在日记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怕死,特别是怕腐烂的尸体,臭烘烘的。但身边那些勇敢献身的人又激励着她,正视自己的软弱,克服自己的软弱。

  她担心自己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在小包里,经常带着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橹子,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母亲的小资味儿很浓。她不喜欢刀枪,却喜欢花儿,看见一朵花,欣喜得要命。因为多愁善感,她对死难的烈士总是忘不了。经常恍恍惚惚觉得这些人还在自己身边走动,说话,开玩笑。

  换了别人,难受几天就过去了,她却要沉痛许久。在大城市北京,她身边的熟人哪有这么多死掉!每一个熟识的战友倒下,对她都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使她惊悸,使她难忘。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他们牺牲的时候都不过20多岁,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头——在我的心头矗立着一座丰碑。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丰碑搬出来,搬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叫后世人民永远记住这些英勇献身的同志们。

  早在五十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字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得哭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是城里人,家境富裕过,平日看见一只死老鼠都吓得大叫。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但也有怕死的一面。她对死极端敏感,因而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母亲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反正,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老实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多少难忘的经历啊!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掌史之战等,她一个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人的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应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们下乡插队八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些激烈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8.写 《青春之歌》前夕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地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连载·人物传记

  《母亲杨沫》定价32.00元,送书价28.8元黄马甲24小时免费订书、送书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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