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双层记”

　　文 达巍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对一般读者而言，可能很难说出“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即使在所谓专业人员当中，迄今这两个词通常也不做非常明确的区分。如果我们忽略“国际关系”中“关系”二字可能包含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层面的关系，只在比较狭窄的政治领域理解“国际关系”的话，这两个术语关键的区别实际在于“国际”与“世界”的区

　　近年来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上述两个层面的存在：一个是经济、政治、社会、安全日益全球化了世界，在这个层面上，基本单位是个人，基本没有组织能够制约他们；另一个是为了争强权、求和平、求生存、谋发展的民族国家群。自从资本主义在西欧出现以后，整个世界就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上演这一场“双层记”。

　　老版“双层记”

　　在过去，这场“双层级”的主要内容是，民族国家层面打造全球化的世界这一层面。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对利润的不断追求、推动，肇始于欧美社会的现代性不断向外扩展。从英法的殖民主义到美国极力推动的自由贸易，“龟裂的”民族国家层面打造“无缝的”全球化层面，手法虽然趋于文明，但背后现代性的推进实际从未停顿。

　　到冷战结束，WTO机制的建立之后，世界市场基本打造完毕。各国争相申请加入WTO，显示这一机制已一统江湖，资本、资源、市场已经超越国界。以互联网和喷气式飞机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则大大促进了国际人员流动，不仅进一步便利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开始在全球化的镜面上塑造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一切都与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一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冷战后“历史终结”的由来。

　　但是以上这一切，民族国家打造全球化的过程，下面一层建构上面一层的过程基本都已是过去的故事。全球化当然还在发展，但是只要逻辑依旧，就不再是新的故事。因为我们可以预计，这一方向上总的趋势还会按照马克思所看到的那个方向发展。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双层记”，上下两层之间开始在全球范围明显地互动。美欧国家推进现代性的过程抵达全球之后，产生了两类国家和地区：一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败者和相对被剥夺者，新“双层记”表现在他们这里，是相对被剥夺者利用全球化来反击民族国家；另一种是全球化过程中的相对获益者，新“双层记”表现在他们这里，则是他们利用全球化来保护自己。2005年，这两种“新双层记”都有精彩的演出。

　　失败者的新“双层记”

　　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新“双层记”。2005年，我们仍然处在“9·11”以来的国际反恐战争的时代当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仍然是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矛盾冲突。与过去几年不同的是，美国对恐怖主义行为“穷追猛打”的阶段似乎已经结束，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似乎进入了一种“相持阶段”。

　　“基地”组织正在日益成为一个符号，英国、约旦、印度、印尼巴厘岛都遭受新的恐怖袭击；恐怖行为有逐渐泛滥的趋势。从反恐一方来说，2005年美国反恐战略正在调整。一方面，美国的反恐目标正在从“基地”组织扩展到整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另一方面，美国的反恐手段中的军事化色彩正在降低，美国开始重视意识形态战争的作用。

　　“反恐反恐、越反越恐”的出现，实际上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失误。反恐斗争的本质，是民族国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一场非对称战争。而恐怖主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是“武装冲突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时代之前，暴力是被国家所垄断的。个人只能打架，无法战争。但是现在一个恐怖组织拥有的武力，可能超过很多国家的武力，即使面对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形势也未必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国家强，恐怖分子弱。

　　恐怖组织的运作是建立在全球化层面之上的，民族国家却无法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组织协调上、资金运转上，恐怖分子都可以做到以全球为行动单位，而国家却不行。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再密切，可能也敌不过本来就“无缝”的世界政治舞台。更何况即使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反恐合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所以在民族国家与恐怖主义的对峙中，前者像是巨人歌利亚，后者则是大卫王，后者抓住前者的弱点，就可以使前者成为弱者。

　　一样的逻辑不仅适用于中东，也适用于法国巴黎郊区以及美国南方港口新奥尔良。人员的流动加速，让欧洲出现了大批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应该说，是美欧国家推动的全球化过程把这些人的父母带到了欧洲。然而，由于全球化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分配资源，因此民族国家无法再保证自己的国民都成为受益者。

　　当国内注定有人要受损失的时候，外来移民一定是首选。法国接受了他们的人，却无法建立他们对主流社会的认同。法国让他们在此地出生、成长，却无法赋予他们公平的教育机会、工作机会。于是，他们焚烧汽车，来表达对国家愤怒。

　　在新奥尔良，情况也如出一辙。美国推动了近百年的自由贸易注定了其国内大量就业机会要流到国外。美国这个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一样，同样无力保证自己全体子民获取同样的经济机会。这时，最容易受到损失的，又是社会地位最低的有色人种。卡特里娜飓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吹到了美国种族关系、阶层关系最脆弱的地区。

　　美国、法国国内就有第三世界，这按照民族国家打造全球化时的逻辑来推演的话，本来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只是当美欧均富的外衣被吹掉、烧掉时，人们还是大吃了一惊。

　　获益者的新“双层记”

　　第二种“新双层记”则没有那么凄风苦雨。人们都说2005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在美、欧、中东麻烦不断的同时，亚洲交出了靓丽的考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莫过于中国、印度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的强行第二次崛起。基辛格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是一个富有远见的观察。

　　1980年代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的排序是大体是美、苏（俄）、日、德、英、法，50年后的2030年代，这一排序可能就会是美、中、日、印、德。自工业化以来世界权力中心在西方的历史可能就此终结。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化过程中迄今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中国和印度，少有全球化的反对者。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世贸反对者云集香港示威游行时，我相信90％以上的中国人并不理解这些人不远万里到香港来干什么。

　　中、日、印三国的迅速崛起，很自然地会引起三国之间以及三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这种动向也不是完全没有。2005年，中国的崛起被西方国家所感知，美国围绕中国崛起展开了一次空前的大讨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其背后无疑有日本不适应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担心日本否定历史上强行崛起的因素。

　　但是整体看，除了中日关系之外，中、美、日、印四国关系还在改善。从中国角度看，中美、中印关系都提升到新的层次，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说法提出后，中美事实上真正面临着建设历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的机遇。从美国角度看，它与中、日、印三国的关系都提升了。美日同盟深化到全球同盟的层次，美印关系则提升到全球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疑云密布，四国之间的猜疑仍相当深，但是四国基本都没有把其他双边关系的提升看作自己的损失。即使是中日关系，也在“政冷”的同时，努力维持着“经热”。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与四国的经济互相依存、人员往来密切等全球化层面因素关系极大。

　　可以说，东亚四大国都无法承受全球层面出现破裂的代价。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相互依存”的概念。如今，最好地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地区可能就是东亚。欧洲国家之间、美欧之间、美日之间固然都存在深度依存，但是只有在东亚，不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传统、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和安全上彼此竞争的国家，也在有效地实践着相互依存。

　　2005年两种新“双层记”显示，双层互动的结果有喜有忧。正如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写的那样：“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