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哭泣

　　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徐北文先生仙逝，享年81岁。

　　之所以郑重古板地开篇明义，是因为先生对教育事业，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对齐鲁文化以及济南文化的贡献，名至实归地应当告示乡梓。孔孟之乡齐鲁大地上，那么多亲朋同仁、文友学生，以及知他爱他敬重他的人们，都会深切地缅怀先生——在2005年这个清冷的冬季。

　　先生走得很安详。肝癌而没有痛苦，是上苍垂顾这位才华横溢半生坎坷的老人吧？这是让亲友们在悲痛之中又略感欣慰的。21日下午5时，万鹏君与华松君携齐鲁书社社长总编担纲责编，并因先生病重而昼夜赶印的先生新作《海岱居文存》的样书，赶往医院。先生吃力地看了看样书，断断续续地说：“好，好！了了我……桩心事……谢……谢！”然后安然睡去，再也没有醒转过来。

　　先生的的确确了无遗憾地去了。他的一生，活得充实，活得勤奋，活得睿智，活得豁达，活得辉煌。人生如此，夫复何憾？姑不论先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省文史馆馆员及济南教育学院名誉院长等等荣誉，单说他二十余种文史专著，便足以奠定其著名学者的地位。他的《先秦文学史》，是新中国第一部断代文学史，在学界反响极大，得到了钱钟书、萧涤非等大师级学者的赞誉肯定。《徐北文文集》、《海岱小品》诸书，则在中国文学及文化史领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认识，季羡林、邓友梅等大方之家皆致函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它如《灿烂的古代文化》、《济南简史》、《济南史话》、《大舜传》诸书，则对齐鲁文化、济南历史文化，做了深入而有卓见的发掘与研究。我深信，先生倾尽毕生心血的努力，对于齐鲁及济南历史文化底蕴的揭示，对于提高山东特别是济南人的文化自信，那影响是久远的。

　　“文章千古事”，这话其实只能应验在少之又少的文人身上。

　　先生便是。

　　他用文章，为自己筑一座永远的墓碑。

　　这几天，我深切感受到，先生的西归，不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消失，而且是济南这座文化名城的重大损失。作为济南市政府的文化顾问，他参与规划了历山颂碑、大舜石图园、瀛芳园、娥英祠、白雪楼、曾巩画壁、明湖铜鼎、明昌钟亭、藕神祠、铁公祠、清照园等胜迹景点的兴建或重修，并提出了不少主导性的建议，还以自成一家的书法，为不少胜迹撰书匾联。我一直激赏大明湖中先生撰书的藕神祠“是也非耶？水中仙子荷花影；归去来兮，宋代词宗才女魂”，以及明昌钟亭“金钟鸣处蛙声静，璧月升时客梦清”等几副楹联，并固执地认为，其才情意境，即使放在中国诗词如日中天的历史年代，也堪称上乘之作，是可以传之久远的。

　　几天来，我的电话与短信，几乎全与先生的辞世有关，人们的震惊与悲痛溢于言表。我体会到先生于济南这座城市的重要，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悲伤与哭泣。省市新闻出版、文化界的不少年轻编辑记者说：以前，遇到有关山东及济南历史文化的疑难问题，可以直接请教徐教授，他总能给你一个中肯满意的解答。他就是这方面的活词典，我们年轻人的主心骨。如今教授走了，再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向谁求教呢——其言之切，其情之戚，令我久久萦怀，悲从中来，又欣慰有加——我不知道，我是为先生自豪，还是为先生伤悲……

　　——长歌当哭啊！

　　我曾在《海岱小品》跋中写道：“世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云‘人生得一名师足矣’。先生之于我，便可作如是观。”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而立之年考入济南师专。那时，刚刚解脱24年漫长劳动改造生涯的先生已经54岁，但依然风度翩翩。他讲的先秦文学史，是我们最有兴趣的课程。他不用讲稿，侃侃谈来，旁征博引，中西比照，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让我们见足了他的渊博与才情。据说，建国初期，先生与孔孚师、任远师及远在四川的孙静轩师，并称为济南四才子，而先生居首。又据孙国章兄与刘玉骅兄说，他们曾蒙先生以其数首新诗见示，直令二人扼腕叫绝。能让诗人国章兄与恃才傲物的玉骅兄倾心叹服，那自是新诗中的精品。只可惜先生似乎并不以其新诗为意，从未收入他的任何选集之中，我也无缘睹其神韵，这是十分遗憾的。10年前，先生家宴孔孚师、任远师、李永祥师、赵炳南师，我承师命忝列末座。席间，诸师长指点文坛，即席酬唱，何等意气！如今却唯馀我与永祥师尚在人世，念此不觉悲从中来，四顾茫然……

　　先生早年恃才傲物，书生意气，晚年却参悟人生，转为睿智豁达。每与晤谈，他总能直奔题旨，精辟解说，让你茅塞顿开。不仅对我，对任何登门求教者皆如此，诚然一博学锐敏的敦厚长者。上世纪80年代末召开的一次“孔孚诗歌研讨会”上，先生以孔孚师老友的身份，在众口一词的赞扬声中，直言孔孚山水诗“减法”用得太过。但先生言辞稍过峻厉，而让自视甚高也完全有理由自视甚高的孔孚师一时无法接受，并声言要与先生从此绝交。我与国章、玉骅兄再三斡旋，孔孚师才答应在我家与先生言和，但条件是先生必须先到我家等他并首先示好。我以为先生断难接受，孰料婉转相告后，先生竟一口应允，略无难色。约定之日，我预计来回车程加上孔孚师家的时间，约需一个小时，便告知先生50分钟后到我家。谁知孔孚师早早等在他家门外，车到便走，赶回我家时，只用了40多分钟，而先生尚未到我家。我的心紧缩起来，生怕孔孚师拂袖而去，万万没有料到，他竟笑着对我说；“北文还没来？那咱就到他家去吧！”两位济南文坛耆老的一段公案，便以这样的方式了结。我常想，孔孚师的率真，先生的豁达，皆算得上一种人生的高境界，而是我辈晚生难能做到的。惟其如此，也才是我等应该效法的。

　　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幼年即以严格的国学发蒙，又聪颖强记，博览群书，年方二十，已翩然有才名。上世纪50年代初，便有《怎样写作》等多种著述刊行。可惜自31岁至55岁正值壮年的大好年华，先生因“胡风分子”嫌疑、“右派分子”而获罪，被下放劳动改造，24年间无缘治学为文，其一生成就，大都是在55岁之后完成的。我敬佩先生“重操旧业”后的勤奋，更为他壮岁的白白流失而深深遗憾——否则，先生该有怎样的学术成就啊！

　　先生之惠我，始自入室，终其谢世。师专毕业后，我任职济南出版社，又多年与先生隔楼而居，近水楼台，可得随时聆教。许多文史疑难、资料出处，皆蒙先生指点。偶有一时把握不定的，他总要斟酌求证后再告知于我。为支持我的工作，他常为我提供选题设想甚至帮我设计选题体例，如《潇洒济南丛书》，如《唐诗观止》，如《中国读本》，如《现代小品文选》……他的著述，约有一半是在我社出版。凡他认为分量较重且有出版补贴的书，往往先征求我社是否接受，盖以我故也。他主编的《李清照全集评注》一书，获得省以上奖励8项并连年再版，成为我社传统书目。《徐北文文集》、《海岱小品》、《二安词选》、《唐诗观止》等，也都是我社双效俱佳的重点图书。此中，包含着先生对我太多的关爱。

　　最令我难忘的，是先生多次与我促膝长谈。在他小小的书房里，我们品茗谈心，话题几无不及；心扉洞开，直抒胸臆；悲喜嗟叹，毫不遮掩。我之受益，自可想见。那样的时刻，我常觉得，先生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忘年挚友，还有，也像我的父辈亲人。先生还常以多读书，常动笔，做真人，干实事期勉于我，并特别嘱我多写散文，以我为性情中人，散文更适合我。知徒莫如师，我与先生，是气息相通的。早些年，先生足力尚健，间或去书店，遇到入他法眼的好书，常多购一二送人。我的书柜里，就有先生送我的《艾略特诗选》、《王小波文集》、《老宣放言录》、《艾略特评论选》等10余种图书。命笔至此，起视先生惠赠，睹物情伤，不觉再次潸然……

　　先生是的的确确地走了。在那个世界里，您不会寂寞，有孔孚师、任远师、山青师……那么多老友在等您。而我们也终有相聚的一天，那时，您还是我的老师，我的恩师；我还会与您促膝相对，品茗长谈——竟夜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