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如父

　　恩师如父。徐北文先生和我父亲同岁，我拜以为师，父事先生，十几年来受教良多，感情深厚。

　　先生爱读书、常笔耕、好静养，不喜欢体育锻炼(甚至连散步也很少)，但所幸身体尚可，在我记忆中很少生病住院。晚年谈锋仍健，每次拜会先生，先生都长谈不倦。但是岁月毕竟在无情地老化先生的身体。

　　2005年9月，我在新疆出差期间，接到好友张华松的电话，说看到最近徐老师突然急剧消瘦，让我催促徐老师去医院检查。华松和我同入先生门下，我调离学校5年多了，华松却一直随侍先生左右，从他焦急的口气中可以推测，徐老师可能病情较重。回济南后，我立即前去看望，劝先生去医院看病。谁知检查诊断结果出来，竟然是癌症晚期！仿佛晴天霹雳，我们都无法相信，但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约定暂时保密病情，因此强忍悲伤，安慰先生住院调养。

　　先生住院期间，我每次去探望，先生都说感觉恢复很好，让我安心工作，不必挂念。虽然很想多陪陪先生，但又怕他说话多了累着，因此时间只好控制在半小时之内。每次握手道别时，我心里都在隐隐作痛！

　　12月22日早晨，突然接到华松的电话，他哽咽着说：徐老师去世了。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击和悲痛瞬间席卷了身心。

　　我是先知道徐老师的名，后认识徐老师的。在山大随董治安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时，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董老师介绍知名先秦文学专家时，提到徐北文先生及其《先秦文学史》，并特别补充说：徐先生不仅是研究先秦的专家，更是文史通才，是钱钟书那样的硕儒杂家！1989年6月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还没着落的时候，徐老师所在的济南教育学院派人来山大联系，说需要一个教古典文学的毕业生。说实话，当时我调查过济南教育学院，是个市属专科高校，学校占地面积还不足30亩，因此不大愿意去那里工作；但董治安老师告诉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学校不在大小，有名师就成。去那里跟着徐先生教书治学，肯定会有所成就。于是我不再犹豫迟疑，径直到府上拜见了徐老师，简单交谈之后，徐老师领我到学院人事处办理了有关手续。

　　那一年我27岁，徐老师65岁。在徐老师的带领下，我开启了执教治学的历程。

　　使我永远难忘的是，就在我刚到济南教育学院不久，徐老师就摆下家宴请我去吃饭。当中文系主任李永祥老师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年高德劭的老教授竟然会宴请毛头小伙子？李永祥老师说：“这是徐老师的一贯作风，接触长了你就知道了！”那天晚上，徐老师请的果然都是我们这些小青年，我和张华松(现为济南职业学院教授)、孙凤文(现为济南出版社副社长)、石万鹏(现为济南职业学院教授、副院长)、刘向红(殷孟伦先生的研究生，现在韩国任教)。徐老师不善饮酒，只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之后，就以茶代酒，但那天晚上气氛非常活泼、融洽，感觉和徐老师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

　　虽然当时我是硕士毕业，也写作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还未入学术的门径。徐老师当然洞察这一切，他尽可能用循循善诱的办法，让我先打好治学的基础。一次闲谈，他问我硕士毕业论文写的什么，我答是关于《史记》的，他顺势问我读过《史记》三家注没有，我说读过一般的《史记》原文，但三家注没仔细看过。徐老师说：“无论干什么，《史记》都是基础的必读书；三家注又是全面了解《史记》的知识性、注释性读物，抽空最好读读。”过了一段时间，估计我看完《史记》三家注之后，徐老师又说：“趁热打铁，搞文史研究哪能不熟悉‘前四史’，再接着精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吧！”当我按先生的建议补完这些课后，才感到稍有底气，并深为以前的浮躁而感到惭愧和恐慌。

　　徐老师教育人、指导人，都因为真诚而富有实效。他说小时候标点过《资治通鉴》，中年熟读了《诸子集成》和《杜诗详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诵读经典的益处。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开会时，抽空总忘不了逛书店买书，有一次还给我捎回了一本厚厚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从先生手里接过赠书，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只能在书的扉页恭恭敬敬地写“徐北文老师赠书”几个字，然后把书端端正正地放在书架醒目的位置。看到先生的赠书，就感到无言的鞭策和激励。

　　在济南教育学院工作期间，我从助教成长为讲师、副教授，被评为济南市优秀教师，获得曾宪梓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教务处长、副院长，这一切都渗透着徐老师的心血。碰到困难时，他鼓励我保持乐观；取得成绩时，他告诫我戒骄戒躁，先生之德，感佩难忘。

　　2001年7月，我调任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临离开学院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徐老师辞行，倒是徐老师非常通达，对我说：“祝贺你到新的工作岗位，希望你加倍努力，胜任新的工作。《论语》里子夏有句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般人只注意‘学而优则仕’，却忽视了‘仕而优则学’，希望你不要忘了。”随后，徐老师又详细解说了“学”的两大内容：既要保持对教育、对学术的爱好，又要学习行政管理学，力争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我师从徐老师多年，深知他博学多知，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熟悉政治，深谙社情民意，作为市政府顾问，提出的许多市政文化建设方案都被采纳；他热爱济南，晚年尤其致力于精心打造济南文化，墨迹、楹联和文赋等等留存于趵突泉边、大明湖畔、千佛山下、百脉泉内、红叶谷中、五峰山上……因此，我很了解徐老师所说的“仕而优则学”的苦心，虽然他一辈子没有“仕”的经历，但他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期盼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陆游《读杜诗》说：“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陆游对杜甫的嗟咨，或许也适用于徐北文先生。

　　工作忙忙碌碌，尽管平时不能常去徐老师家中问候，但每年两个节日我是必去的：一是教师节，一是春节。眼看2006年春节将至，徐老师却溘然长逝，叫我怎能不悲痛徘徊？每逢佳节，倍思恩师——徐老师，魂兮归来！

　　恩师如父。我已把徐老师的著作和赠书归放在同一个书架，当我怀念恩师时，就对着这些书在心里默念《论语》的一段尊师颂师的话：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