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初国门洞开，西乐东渐，很多音乐学家就看到我国传统与民间音乐所面临的窘境，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之策。其中以王光祈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学家着眼于保护、继承和发展，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第一步须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第二步再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第三步悉心研究，从中抽出一条定理出来，究竟中华民族的音乐特色在哪里？这种特色是否可以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舒畅民族感情？如其有之，即可以将此定理作为我们制乐的基础。”20世纪下半叶，以杨荫浏先生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史家针对当时的现状也提出
在一定时期“给与国乐过度的注意”的主张，并为了保护、继承，亲自组织了一些民间音乐调查、采集和整理活动。今天无人不知的《二泉映月》就是因为杨荫浏等人的录音整理才得以广为流传的。但杨先生的主张也仅止于在音乐研究方面，没有转化为普通课堂音乐教育的成果。而到了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新一代的音乐学家们也提出了先输血保活、再传承发展的观点，以田青为代表的一些音乐学者更是为了民乐的传承和发展大声疾呼，为优秀的民间歌手大声喝彩。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音乐学家们的这些努力未能进入普通学校音乐教育领域，成为有利于民间音乐继承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虽然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教育传承还不太成熟，但教育领域的一些学者专家已在进行着尝试，并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如福建南音在泉州已经走进了课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音乐也开始了学校教育的实践，云南许多民族自治地方也配合民族语言进行了一些民族音乐教育的实践。但以上实践多是局限于小范围的尝试，难以作为普适性的案例在全国复制推广，究其原因，与我们没有一个吸引学生的有效载体有关。笔者认为，目前普及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途径是充分利用丰富的民间乐器。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教育只是注意到民间音乐这一本体，而没有重视它的重要载体———民间乐器。除了人声，音乐的重要表达方式都是通过乐器传达的，乐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乐器本身所特有的音乐物理信息，可以更快地让学生进入声音与音乐本体，激发学生对于传统音乐的兴趣。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同时又大多制作简易、演奏容易，这些都非常适合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普及要求。目前流行的笛子和箫，需要演奏者较好地控制气息才能吹出声音，在中小学教学中大面积普及有一定难度。现在我国中小学素质教育中大量使用竖笛，正是利用它容易吹奏的特点，但这一乐器既没有我们的民族音乐元素，也不能通过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来调动学生学习、了解民族文化和音乐的积极性，只是一种音乐学习的简单工具。如果充分利用丰富的民族吹管乐器，既可以充分了解民族音乐所使用的音阶、音域，还可以通过学生自己动手使其充分了解乐器的发音原理与不同音高之间的关系，认识到音高与管长、开孔之间的关系，明白基音与泛音之间的关系，在兴趣中进入民族音乐，打破音乐的神秘性，一举而多得。
民间乐器进入课堂，还可以为我国民族乐器制作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我国民间音乐的保护问题，许多专家提出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保护政策，但面对中国目前追求温饱的现实，面对五十六个民族丰富的文化，这一对策需要大量的经济做支撑，故迄今未能实行。民间乐器进入课堂可以为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一定的经济来源，也可为民间乐器走进中小学素质教育课堂提供可行性。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将丰富的民族民间乐器引入中小学课堂是解决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传承、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是相对于其它一切途径来说最为经济和效果最佳的途径。在笔者近年的民间音乐调查中，已经找出了哈尼族的加蔑箫、哈尼族爱尼支系的期哩，基诺族的贝处鲁、贝托，傣族的牛角号等非常适合于做中小学音乐素质教育的系列吹管乐器，并正尝试将这些乐器运用在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践之中。这些乐器无一不是解决了演奏的难度问题，而且在具备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都有着十分美观的造型和独特鲜明的音色。其中与期哩和贝处鲁特殊发音结构相似的云南战国时期的乐器“羊甫头铜箫”如果能够进入中小学课堂，更可以将历史、文化与音乐结合，在进行民间音乐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而在笔者对于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乐器并不少见，如曾侯乙墓的篪、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竹笛等，都可以通过复制进入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