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老省长”和他的乡亲们

　　新华网海口12月30日电（记者唐小可、金敏、赵叶苹） 海南省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的村民们以陈苏厚为荣，因为他是“全海南级别最高的农民”。

　　陈苏厚，海南省原副省长，2003年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回家扛起了锄头。这个成天乐呵呵的老头儿，称自己是“来自农民，回归农民”。他的家乡，却因为有了这位“回归”的农民，两年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将功补过”

　　省、县一些干部称陈苏厚为“老省长”，乡亲们则喜欢用方言叫他“公囝”——“公”是指他的辈分，“囝”是对家中排行靠后者的昵称。

　　陈苏厚说他退休回乡当农民是“将功补过”。他对记者说，几十年来“官”越当越大，虽然他跑遍了全省300多个乡镇、90多个农场，平均每年下乡90多天，但为了避嫌，从来没有为家乡办过什么具体的事，甚至回乡的时间都非常少。当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搞调研，才多回了几趟家乡。“一次同乡亲们一起喝酒，大家说，你当副省长的时候到处抓水利建设，什么时候也该给村里抓抓水利呀。我明白，乡亲们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呢。”

　　南宝镇是全省有名的革命老区，战争年代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就有169人，陈苏厚的三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南宝又是有名的穷地方，39个行政村，省定贫困村就37个。其中又以松梅村为最，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家乡这么穷，真叫我坐立不安。”陈苏厚说。

　　退休后回农村，陈苏厚早有此打算，不过在听了乡亲们的“批评”和细看了家乡的贫困现实后，他对退休生活的设计有了点小小的改变——“怡养天年”改为了“将功补过”。他在一篇文章中勉励自己“进亦有为，退亦有为”。

　　“香蕉顾问”

　　陈苏厚带着老伴一起退休返乡了。他在自家祖屋地基上盖了一座与乡亲们居处相似的小院，村里划给他一方约0.3亩土地做菜园，夫妇俩开始过起了久违的农家生活。

　　一边在菜园里挥汗劳作，一边走家串户与乡亲们聊天。他发现，传统的番薯、水稻，产量再高，也没有多大经济效益，种植结构单一是松梅村主要的一根“穷根”。四邻八村都种植了大量的香蕉，而松梅村还是空白。一打听才明白，1996年由省扶贫办提供种苗和化肥，村上曾经种了58亩香蕉，可由于农民没有技术，加之重粮食轻经济作物的传统观念作怪，把化肥挪去施了水稻，结果有种无收。拖欠了信用社的贷款无法再贷，自然就再无人种香蕉了。

　　陈苏厚决定从带动大家种香蕉入手，摘掉贫困帽子。

　　松梅村有大量的撂荒坡地，正是种香蕉的好地方。于是陈苏厚挨户动员村民种植香蕉，终于有7户人家被说动了心，他便把这几户组织成一个互助性质的“香蕉合作社”，自任“顾问”。接着又“一手包办”起从筹资到寻找销售渠道的工作：说服镇信用社给贷款；请来省农科院的专家义务教村民技术；收获时节，又说服附近的香蕉种植公司帮助不懂市场的农民销售第一批香蕉。

　　7户农民种植的54亩香蕉，当年即收入38.4万元，还清了6万余元贷款，符振枝、符国兴等人还把过去的上万元欠款都一下子还清了。眼见“呆账”变“活”，喜得信用社把全县第一个“信用村”的牌子挂上了松梅村村委会的门楣。第二年，“香蕉合作社”成员发展到79户，贷款33万元，信用社主任陈凤章还连问“够不够？”这一年，松梅村农民香蕉收入达到了300万元。到2005年，全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香蕉，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蕉村”。香蕉、橡胶、冬季瓜菜，三大“支柱”撑起了全村的小康日子。

　　陈苏厚很在意他的香蕉合作社“顾问”头衔。他对记者说：退休时，省里的一些协会想给我挂个“顾问”名义，我一概推掉了，还是这个“香蕉合作社”顾问好，实至名归。说完便是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

　　“编外村官”

　　今天的松梅村，家家矮围墙、大庭院、小菜园，整洁清爽；灯光球场时有球类比赛，乡村公园建设初具规模；随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都会热情地引你参观他的圈养猪、沼气设施。村民们津津乐道他们的绕村公路“一环路”“二环路”：5至8米宽的“一环路”通往每家每户，“二环路”则通往田间地头。

　　村支书林茂青说，这两年大家种香蕉致了富，老省长就带我们搞起了文明生态村建设，“公囝是我们的编外村官，比我这个村支书管用。”

　　村民们七嘴八舌总结出“编外村官”陈苏厚带领大家办的十件实事：修桥铺路；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改造农村电网；建设农贸市场；牵线搭桥，开展联乡帮扶活动；修建卫生院；建设镇离退休干部和老年活动场所以及镇中心幼儿园；创建文明生态示范村；改造危房；建立香蕉合作社……。陈苏厚却笑称：“说是办实事，其实就是起一个协调的作用。我当了一辈子干部，认识的人多，为乡亲们的事，找人帮忙，别人一般会买我个老面子。”

　　南宝镇党委书记王儒告诉记者，老省长事事身体力行，不只是“出面协调”，“乡下穷，人穷毛病多。光是为建厕所，老省长就费了不少口舌。”他说，村里人从来就没有用厕所的习惯，内急了，到坡上地头找个地方“方便”，然后让猪来吃了去，所以这里的猪也从来都是散养。一次外边的姑娘来村里相亲，被迫到地里“方便”，可见到主人家还特地拿一根竹竿在旁边赶猪，怎么也“方便”不出来。亲事也就这样告吹。“现在好了，家家户户有了厕所，散养的猪也都入栏了，在老省长的鼓动下，镇里还建起了垃圾站，每天用车到各村巡回收垃圾。各家每年交十多元清洁费就行了。”

　　“文明”这个词儿，在松梅村、在南宝镇开始流行起来。

　　“百姓情结”

　　2003年冬，临高县组织冬修水利会战。当肩扛锄头的陈苏厚出现在波莲两分干渠工地上时，县委干部惊异了。面对大家关切的提问，陈苏厚一如平常地呵呵笑答：“村主任在广播上喊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参加会战，我当然要来啦，我也是村民呀。”说完，挽上袖子就开始挖土。

　　村里建乡村公园，年近古稀的陈苏厚不服老，率领一帮后生上山挖来一棵大榕树。他向记者谈起参加集体劳动的感受时说，过去在职时也参加过各种劳动，其实是比划比划，装装样子，照个镜头宣传一下，哪像这么干活痛快呀。

　　陈苏厚称自己是个有“百姓情结”的人，他写文章呼吁“要经常想一想，群众在我们心目中占什么位置，我们自己在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 “多一点老百姓情结，少一点‘官本位’思想。”为了同群众贴得更近，他让老伴缝制了一个装水杯的小布袋，每天提着一杯清茶走村串户，上坡下地。

　　他倡议成立的香蕉合作社模式可说是“百姓情结”的具体体现。这个合作社采取的是“农民合作社＋信用社＋公司”形式，在三方的平等互利关系中，农民居主导地位——信用社根据生产需要提供贷款，产品出售时信用社人员到现场为农民当现金“管家”；公司提供生产、销售过程中的各种服务，收取佣金。这个模式，既避免了“公司＋农户”模式中农户处于“打工仔”地位、权益难以保障的弊端，又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省里专门在松梅村举行了现场会，向全省推广这种模式。

　　陈苏厚说：“古人讲‘进亦忧，退亦忧’，我现在也是百姓了，‘忧’的仍是‘三农’问题。最近，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太及时了。我要利用身在农民群众中这个优势，多搞点调查研究。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为党中央分忧，为家乡父老尽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