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检察院举办第二届反贪部门“十大精品案”、“十大优质案”表彰大会，反贪局负责人披露了上述数字。同时也揭晓了十大反贪精品案件：市检反贪局查办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发公司原董事长毕玉玺案、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查办的8年贪污挪用公款2.2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会计卞中案均入选。
将在大狱里度过余生的毕玉玺起初哪里想到，由于他的“壮举”竟然为反贪部门捧
回一个“十大精品案”的奖杯。反贪部门基于提高办案质量和公诉水平的出发点，对效率高，适用法律准确，起诉书认定的事实、证据、定性得到法院认定等高质量的案件，开展评选“十大精品案”的活动，这是对办案人员辛勤劳动的肯定以及对他们为此付出心血的回报。不过，反贪部门的同志在为“十大精品案”庆功的时候，可曾有一种对严重腐败案件不能禁绝的悲哀？
“十大精品案”可以一直评下去，但毕玉玺这样的巨贪却不可以一直前“腐”后继着。态度坚决的党和政府不允许；公序良秩的社会不允许；深恶痛绝的人民不允许；公正公平的规则不允许。贪官不完全等同于生病的患者，反贪部门也不是专司治病救人的医院。把贪官的出现和腐败现象的存在看成是一种社会的必然，显然属于荒谬的“腐败合理论”。虽然我们不能希望反腐败斗争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也应该看到，象毕玉玺案、卞中案等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敛财手段和作案方法近乎天方夜谭，集体受贿、假赌索贿、真送假买、合伙私分、隐匿赃款等不一而举，暴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在制约制度和监督机制健全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即便酿成腐败案件，也应该早就得到查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毕玉玺案之所以能入选“十大精品案”，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因为案情的极其复杂和盘根错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贪部门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才把此案办成铁案，办成“精品”。在为“十大精品案”庆功之时，还应该看到，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某些领导干部搞腐败的“精密程度”，由毕玉玺案就可略见一斑。涉案的犯罪分子手段高明，呈组织化和系统化。他们凭借娴熟的专业技能，作案手段日趋高技术化，具有相当的隐蔽性。而且核心成员都是家族内部或部门决策层，抱得很紧，水泄不通。他们彼此配合默契，上下呼应，一有人觉察，立即毁灭证据，资金的运作和私分几乎没留下任何痕迹，不从内部逐个瓦解，案件很难突破。在毕案中如果不是财务副总朴善琨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揭发了毕玉玺和“兰精光”兰义过从甚密的事情，反贪部门以此为线索，揭开了毕玉玺巨额受贿的事实，此案还要走一段弯路。因此，在反腐败斗争中只有应掌握职务犯罪的新特点，掌握要害，不怕打“持久战”，敢于“牵动荷花带动藕”，把窝案串案“连锅端”，才能使“荣登”“十大精品案”榜首的严重腐败案件越来越少，直至绝迹。
我想，也许反贪部门的同志宁愿不要“十大精品案”的表彰，也不愿看到再有毕玉玺这样的巨贪出现在他们的卷宗里。可能这是一种理想，然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为此付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