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当年的故事－－黄平县采访手记

　　到达黄平，已是12月20日中午时分。听说这里依然健在有两位当年参加过长征，因伤病留在此地的老红军，我们的心情顿时激动起来，迫不及待要去拜见他们。

　　出县城后，我们拐上一条较窄的沙石山路，行进了16公里，来到黄飘乡，这里的海拔高度平均在1300米左右，素有“黄平的西藏”之称。副乡长张再勇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引路，我们的车随即弯进一条更狭窄的沙石路，在1．5公里长的路上行驶了近10分钟，终于来到

　　在一个破旧的木房前，我们停住了脚步。往屋里喊了几声，出来的是女主人，她说苗话，通过副乡长的翻译我们得知要见的老人正在前面大儿子家，她马上去叫。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他头戴一顶很旧的棉帽，身穿一件蓝黑的棉背心，右手提着一根长凳，左手拿着一把镰刀，脚步稳健，腰板笔直。如果不是事先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们怎么都不相信眼前这位老人今年已92岁高龄。

　　这位叫马崇德的老人说话声音不大，贵州口音中夹杂着一些乡音。从他不是很清晰的吐字中，我们知道老人是广西人，1932年在南昌参加红军。老人的右耳基本听不见，记忆力也衰退了，只记得当时他的连长姓李，但所在部队的番号就记不起来了。“在湖南打了一仗，被飞机炸死了好多人，我戴了斗篷，脚受伤了，到贵州后就掉队了。”“蒙加村的沈廷军把我带到庙里去养伤，当时身上只有两块大洋。”“后来我住在碳坑村村民沈时美家，给村里的人放牛、犁田、砍柴，找口饭吃。”“解放后，分了这个财主家的房子给我，一直住到现在，在这里娶了老婆，有三个孩子。”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们依稀了解到他当年参加长征和遗留在贵州，与苗族同胞一起生活的经历。

　　据张再勇副乡长介绍，解放后，当地的老百姓出来为他证明了身份，从上世纪80年代起，政府每月给他一定的生活补助，到今年起，补助增加到每月240元。老人的家境比较贫困，为了供二儿子读书，家里借了很多钱，不得已，大儿子只得外出打工，二儿子2000年从黔东南州财校毕业后安排到黄飘乡财政所工作。他的家里没有电视机，惟一的一台收音机早几年就坏了。提起毛泽东、邓小平，老人说知道，问起他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他就说不出来了。“他们其他人家有电视，以前也常去看，去多了，自己不好意思。”当我们的摄影记者白荧拿出一顶演出用的八角帽问老人:“认识吗?”老人连声说:“认识，我们以前戴的就是这样。”他又把帽子拿在手上摸了几下说:“布不一样。”说着，老人取下自己的棉帽，把八角帽戴上去，一下子，当年的军人英姿出现在我们面前。老伴为他找来一面镜子，他对着镜子足足照了10多分钟，还敬了一个军礼，一句话也不说，眼里噙满了泪水。

　　离开老人家时，我们采访组的记者掏出700元钱递到他手上，希望他买点想吃的东西，买件棉衣、买双棉鞋。我们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帮助这位有着特殊革命经历的老人，让他度过一个愉快、幸福的晚年生活。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赶往离县城25公里的旧州镇，在草芦坪村五组，见到了86岁的谢祖安老人。他的腿脚不太灵便，背也有些驼，眼睛不太好，但说话还很清晰。老人回忆说，他12岁从江西兴国参加了红军，开始在红五军团医院第二所当护士，后来又到红七军团兵战医院。红军长征过贵州时，他的两腿膝盖浮肿，部队安排他在旧州一个叫唐丙樟的人家养病，还留下了120块大洋。病好后，他就留在这里，帮人做工、放牛，维持生活。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解放军进城时，他带着老百姓到东门外去迎接，还给部队剿匪做向导。解放后，曾当过草坪寨生产队队长。临别时，老人还饶有兴趣地给我们唱起了曾经唱过的歌:“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报社打来的电话，告知采访组的张齐同志已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都为她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作者：向永东 张齐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