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人类精神的奥德赛

　　一

　　我深信，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事业始于脚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地开始注意并珍爱地方特色和地方传统，没有这样的情怀，文化多样性就无从谈起。一条老街，一家老店，一座老宅子，一套老家具，都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兴趣。然而在一段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却轻视历史，敌视历史。20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渴望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于是提出最激进

　　革命是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是彻底推翻重来，是“白纸上画最美丽的图画”。但是，革命年代所理解的“枯”和“朽”却可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历史变为一张白纸就是史无前例的灾难。一个指涉含糊因而涵盖面极广的“旧文化”（“四旧”之一）使得多少历史的遗存遭殃。我们曾经以为，历史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只有一种演进或进化的模式，衡量文化只有一把普世适用的尺子，凭了它我们就可以给不同文化确定高低优劣，从而决定它们的存亡。于是我们偏爱简捷易行的办事方式，于是我们多快好省地大跃进。当我们为了奔向未来而急于与过去告别的时候，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毫不留情地推翻重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不知不觉间造成的是不断的、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

　　改革则不然。它并不拒斥改良和保守。稳妥渐进，摸石子过河，在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上继往开来；保护历史建筑的结构和外观，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内部改造；这些都不妨理解为改革的精神。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防止世界文化趋于单一，保护本地的特殊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发出异彩尤为重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与追求文化多样性的理想并行不悖。那种简单粗暴、所谓“大刀阔斧”的办事方式在改革的时代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一个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应尽力展现历史的馈赠与地方特色。历史是一条长河，它将两岸不同时期的见证或遗迹错综而有序地连接在一起，它的生命就是城市的生命。历史不是孤零零的旅游景点，我们并不是因为它带来“经济效益”才重视它的价值。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城市也要防止建筑上的“外来物种入侵”。“新”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同义词。我还不能说，对“新”的盲目崇拜已经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失去它的吸引力（请看新楼盘的洋名字）。我有位好友住在一个很新、很年轻的城市，但是她的法国友人却问：“你难道能容忍居住在一个比你还年轻的城市吗？”这个问题问得好，触到了有些人的盲点。

　　一个城市的建设最能体现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它不是为了炫耀新的财富和商业的玻璃钢筋的大块肌肉，不是为了从天上看下来（航拍）时显得壮观，而是为了让街上的行人感到温馨亲切，不时有小小的惊喜，让他们有机会目睹或聆听来自历史的问候。就和绝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杭州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或许我们能做得更好，有些晚清和民国年间（包括日伪时期）的标记性建筑并不是非得给那些浑身都是蛮劲的新楼让出道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面临重建问题，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让可爱的英国的每一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美丽起来，让好莱坞见鬼去吧。”也许我们应该及时停止对大都会风格的盲目追求（据说有的中国人变得只认纽约的摩天大楼为美，对欧洲中世纪小城不屑一顾），不要建设太多空旷的广场和冲天的音乐喷泉，不能把游乐场和主题公园里的招徕游客的廉价噱头当成设计或规划的理念。一旦文化多样性的概念深入人心，我们就不会追求庸俗而又有“政绩工程”之嫌的时尚，就不会把公共的城市之美交由那些张牙舞爪的建筑败笔来界定。热心文化事业就应该以文化本身为目的。希望杭州提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口号，为全国表率。发展经济是为了保有更丰富多样的文化，确立更值得追求的价值。让我们把已经颠倒了的次序再颠倒过来。

　　二

　　今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次全体会议审议并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保护和发扬各国文化传统的“文化多样性公约”，根据公约的精神，各国政府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或丛林法则来决定文化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常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处于不断流动变异之中，没有恒久的、亘古不变的特色和本质；跨国公司无所不在，它们并不服务于某一国的利益，于是边境和国界也不复存在。在这“后现代”时期，只有个人，没有群体。这个抽象的个人永远处于中转和过境的状态，具有无限的变异能力。地方的精神或根系于一地的公共感情像鬼怪一样需要祛除。在这来去匆匆的世界村，引领时代潮流的是不具固定地域背景的永久的迁徙者，他们轻松愉快地出入于各种文化，不隶属于任何一种（尽管他们往往单调地聚集在欧美的大都会）。因此，要给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作本质上的描述是困难的，甚至是错误的，这种努力被称为“本质主义的谬见”。

　　可是，“杂交”文化的宣扬者忽视了两个简单的事实：首先，国家和地域的观念远未过时，在奥运会观众台上，比尔·盖茨手中挥舞的是美国国旗，美国公司在海外也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其次，各种文化在接触交往和发展演变的同时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延续性和差异性，这使得文化多样性成为可能。也许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不同的文化应该有相似之处，这使得它们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乐于交往；但是它们又各具特色，在交往过程中始终注意保存自己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字的和口传的文化遗产，不失故我。

　　我来自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机构，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自然就关注得多一些。我相信，文化多样性在文学中得到最细腻、最生动的反映。歌德曾期待“世界文学”的到来。也许，我们可以把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理解为一部色彩绚丽丰富、需要由众多各具特殊音质的乐器来演奏的交响曲。在多种文化共同繁荣的今天，差异性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不可或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大得益于上世纪中叶拉美的“寻求民族特性”运动和魔幻般的本土非欧洲文化（包括几乎被彻底摧毁的阿兹台克文化）。拉美文化固然有混杂和多样的特点，甚至连语言也是外来的，但是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连根拔起的语言在拉美扎下根后与当地社会一起生长发展。因此，以这两种语言创作的拉美文学不是消极被动的、以欧洲文学为楷模的二流文学。深爱欧洲文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提醒欧洲中心论者，拉美各国的文学不是欧洲文学的简单翻版。作为一位墨西哥作家，帕斯感到他有责任与本土（即被哥伦布征服前的拉美）的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方式以及民间艺术沟通交流，并把这种交流的结果表述出来。他说：“对现代性的寻求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