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高职业道德水平成为网友首愿

　　●关于调查的基本情况的评价

　　尽管网上调查不能推及整体，但是这次人民网于2005年11－12月进行的关于使用传媒和对传媒认识的调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1581位回答者中，职业分布相对均匀（公务员最多，也不过占五分之一），文化程度以大本为主体，19－45岁年龄段的占了整体的83％（1319人），是被调查的主体人群（其中26－35岁的又在这个群体中占比重最高，541人，

　　不过，46岁以上年龄段（仅占15％）的思考要比前者深沉，这个调查可能难以体现这一社会思想中坚层次的观点。

　　鉴于被调查者中最常接触的媒介是网络（878人，近56％），其次为电视（409人，近26％），那么调查反映的主要是他们对网络新闻传播的看法，而且由于他们很少看报纸（经常接触报纸的只有288人，18％），两者间的比较不会很多。

　　●关于被调查者对传媒认识的评价

　　从这次调查可以看出，多数人接触新闻媒介的动机和从媒介中获得的帮助，是较为一致的。从“动机”（对传媒的价值期待）看，居前三位的分别是了解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获知、了解各种社会观点（1304票，82％；975票，62.60％；974票，61.67％）；从实际获得的帮助看，居前三位的分别是了解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了解社会观点、获知（1201票，76％；961票，61％；716票，45％）。上个世纪80年代调查中，多数人接触媒介主要是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现在的调查结果表明，不论是对传媒的价值期待，还是从传媒得到实际帮助，这个要求均降到了第四位。这是一种对新闻传媒职能认识的进步。

　　从“获知”这个对传媒的价值期待看，动机和得到实际帮助，尽管相对一致，但在期待的强烈程度和得到实际帮助之间，还是存在差距（近63％：45％）。换句话说，在满足网民的知识需求方面，现在的新闻网站没有使网民得到充分的满足。

　　鉴于被调查者主体的文化层次和年龄段，他们对于新闻传播的特征有一种本能的认识上接近性。在哪些因素决定新闻报道水平的问题上，居首位的是时效（1009票，近64％），其次是深度（969票，61％）；而决定报道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中，业务能力居首位（1080票，68％），其次是敬业精神（734票，46％）。在这个问题上，“上级领导的支持”居第三位（658票，近42％），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网民对我们新闻网站受控于党政权力的强烈感觉。本来，这个因素与新闻报道水平高低是无关的。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问题进入被调查者的视野

　　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各种调查中，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提到决定报道水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的程度，原因在于传媒被推向市场以后，显现出了我们传媒原来基本不存在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新闻传播不是作为一个社会行业，而是作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存在的）。因此，在涉及职业道德现状的问题上，被调查者的总体意见偏向于不太满意（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者占36％；满意和比较满意者占32％；回答“一般”者占31％）。而具体到实际问题，被排在第一位的认为应该作为热点讨论的问题，便是所谓“有偿新闻”（1325人，近84％）。在对什么是“有偿新闻”的行为方式的判断中，居前三位的是接受礼金和礼品（77.5％）、广告新闻（67％）、索要“车马费”（57％）。看来，在对新闻传播中存在的主要职业道德问题的判断上，被调查者的认识是清晰的和趋向于一致的。

　　为什么被调查者对于传媒的职业道德情况的不满意程度并不高？可能在于多数是通过虚拟的新闻网站获取新闻，而对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感受不深。关于有偿新闻的认识，可能来自社会的一般认知。从后面关于传媒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回答中，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问题列为第三个问题（778票，49％）而非第一个问题（974票，近62％），也与对这个问题的感觉不够直接有关。然而，最后一个问题“记者应该提高哪方面的能力？”，“提高职业道德水平”被排在了绝对第一位（1114人，70％），第二位“提高业务水平”只有244人点击，占15％。可能被调查者在两者之间比较，认为业务水平已经普遍可以，因而下一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职业道德。不论怎样，认为记者应该提高职业道德水平，无疑是一种当前的舆论。

　　对于记者“收红包”的态度，尽管近74％的被调查者（1164人）持否定态度，值得重视的倒是剩下的26％（397人）的态度。虽然仅有千分之五的人（8人）赞同，但19.5％的人（308人）认为可以在适当的范围内收取、5％的人（81人）无所谓，这个颇高的比例值得重视，因为这是一个明朗的是非问题，如果像这样的问题还要化功夫来讨论是与非，说明我们的职业道德意识相当薄弱。

　　在如何解决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上，这个调查呈现出被调查者诉诸行政管理的倾向。面对“传统媒介道德准则能约束新闻媒介（如网络等）吗？”和“现有道德标准能否适应当前媒介发展要求？”的问题，认为“不能”的均占多数，分别是1093人（69％）和982人（62％）。职业道德的约束来自内心，属于自律范畴。如果认为似乎抽象的道德要求不能约束记者的违规行为，那么，潜台词便是要加强他律，至少是加强行政管理，至多乃至诉诸法律。当一个行业的自律问题被社会普遍认为只能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才能解决，一方面反映了传媒自身的可悲，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社会在无序的情况下倾向于专权控制的历史思维的惯性，传媒的活动空间将因此变得更加狭小。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在目前的条件下，惟有传媒提高自律程度，以自律求自由。

　　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概念内涵不清。什么叫“现有道德标准”？应该明确。如果是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那么这个问题成立，因为这个《准则》使用的是党建话语，没有新闻职业自律的特定概念。如果是泛指，就莫名其妙了。什么叫“传统媒介道德准则”，是指具体的传统媒介内部的一些自律，还是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并没有说不包括新闻网站的工作者。

　　●被调查者对新闻传播的满意度停留在“一般”层面

　　对于新闻传播（看来主要是新闻网站）的满意度，总体的评价水平，居于中间地位的回答“一般”为最多，786人，近50％。这反映了人们对现在新闻网站的一种态度，似乎有些无奈，因为对于新闻传播的控制使得许多涉及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的事件，不能通过新闻网站获得。调查者从新闻的时效、贴近性、知识性、实用性、深刻性、真实性、客观性、平衡性（这些“性”的使用太随意了，没有科学的含义）等8个角度具体提问，看来有些概念的内涵是重复的，例如客观本身就包括平衡，贴近和实用有重复的成分，深刻和知识亦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不论怎样，只有“时效性”这个问题获得了较大的满意度，其中很满意338人、较满意710人，若加上回答“一般”的391人，已经达到了91％。这反映了被调查者对网络传播信息迅速的满足。但是其他方面，“一般”的选择上点击者为最多，数字在517人（真实）到699人（平衡）之间徘徊。人们对新闻的深刻、真实的评价，处于中间略偏下些的位置，其他则是中间略偏上些，但是相差不大。这与总体的“一般”评价基本对应。

　　从上面的数字看，这个被调查的人群对新闻的时效较为满意，对新闻的深刻性和真实性略有微词，意见温和，但反映了网络新闻的现状。浮光掠影造成新闻缺乏深度，确实是现在网络新闻的弱点，但是“不够真实”是指什么，似乎问的含糊，回答得也含糊。我们的网络新闻存在一些不真实的问题，但这些是偶然的，不满意的成分可能在于没有报道的新闻，明明发生了，而且较为重大，却讳莫如深，语焉不详，这也是一种不真实，甚至比捕风捉影更坏，后者毕竟在“捕”在“捉”，前者则是完全不履行新闻媒介的职责。

　　●对于批评报道少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不满

　　从这个问题转而看关于批评报道的满意度，被调查者中最集中的人群第一次没有出现在“一般”的选择上，而是在“较少”的选择上（784人，近50％）。在关于批评报道的声势方面，认为声势不大的意见处于中间略偏下的位置，即略微不够大。不过，用“声势”来提问本身似乎不妥，声势大就好吗？造声势是一种宣传手法，不是新闻传播的特征，新闻传播的特征是客观和实事求是。

　　这个调查前面使用的是“批评报道”的概念，最后征求媒体应加强哪方面工作的意见时，提供的选择使用的是“舆论监督”的概念（两者有些差别，但在一般情况被视为等同）。结果是，居第一位的是“加强舆论监督”（822人，52％），远远高于第二位的要求“加强诚信度”（353人，22％）。奇怪的是，关于“尊重知情权”的要求，只有93人点击（近6％）。看来，人们对于知情权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存在认识方面的问题。知情权是舆论监督得以实现的前提。人们在不知道情况的条件下何以谈得上监督呢？不过，对于舆论监督的看重，确实反映了舆情。

　　●最大的改进意见：减少新闻的重复报道、关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

　　关于新闻传播的改进意见，从被调查者的回答看，他们认为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新闻的重复（974票，占近62％）；居第二位的是涉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少（847票，占近54％）。第一个问题其实主要不在于传媒，而在于现行的新闻政策。自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起，党领导的传媒，新闻源的主体只能来自新华社，国外通讯社的电讯稿一概不能直接采用，甚至连党领导的对海外发稿的中新社的稿子也不能采用，而各个传媒的记者采访获得的新闻是非常有限的。当年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这个规定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信息时代，这种规定有时造成了一种尴尬的情形：全世界都知道和在传播的事情，唯独我国的传媒假装不知道。这种情形其实对我国很不利。我们不说，本来的目的是防止情况或观点的扩散。但是先声夺人，谁先发出声音，通常谁就在传播上获得了首应效应，即使这个声音可能不是真实的。后来的声音，即使是真实的，由于前者已经占据舆论空间，要扭转局面就十分困难。本来防止扩散的目的，至少在自己不能控制的地球的其他地方，几乎完全不能达到，因为那些地方全是别人的声音。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传媒间的竞争很激烈，在新闻来源单一的情况下，重复就成为一种共通的问题，竞争大多只能表现在同一条新闻的表达方式和切入角度方面，于是单调不可避免。这于传媒发展本身也很不利。

　　被调查者对于传媒关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少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单纯的传媒问题，而是领导传播的机关总是担心社会可能因此不稳定。其实，存在的问题本身，才是最根本的不稳定因素，只有让社会知晓和关注，从而动员大家共同解决问题，才能保障社会的真正稳定。靠隐报来维持的稳定不是真的稳定。当然，如何报道存在的问题，需要传媒的智慧。这方面，我们的传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没有加以总结而已。

　　●调整传媒品种的意见

　　调查者提出媒体种类的品种调整问题，是颇有新意的。鉴于这个问题对于被调查者来说通常不会在宏观思考的范围内，因而回答分散。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的某些企盼。认为应该增加的传媒种类，居第一位的是报道社会时政热点的媒体（930票，59％），居第二位的是报道社会和人生问题为主的传媒（868票，近55％）。看来，至少被调查者这个群众的企盼是健康的，他们关心时政热点，同时也关注社会和人生。

　　认为应当减少的传媒种类，居第一位的是娱乐消遣类传媒（883票，近59％），居第二位的是政策宣传类的传媒（533票，近34％）。这个结果可能反映了被调查者群体对于现在娱乐消遣类传媒低俗之风的反感。但从我国民众整体的素质和文化水平看，娱乐消遣类传媒占据较多的品种份额可能难以很快改变，除非通过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减少。关于这个问题，提高娱乐消遣的层次是上策。要求减少政策宣传类的传媒，并非人们不需要这类信息，而是现在的这类传媒在传播方式上沿袭过去的枯燥风格，变化太小。如果这方面有明显的改进，这类传媒应该有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