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处理"坚持"与"发展"辩证关系(3)

　　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没有显示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上找原因，不能归咎于党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党的政策”这一极其重要的环节上出了毛病——“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这不是说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制定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正确的政策没有能够一以贯之地执行，尤其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政治思想上实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政策等

　　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政策的重新选择开始的。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保持生产队自主权的政策，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纠正分配中平均主义的政策，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等等，对于后来发生的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特点的农村大变革，起了积极的政策先导作用。又比如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2)，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于打破平均主义的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对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形成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放宽政策”这个词儿在实际生活中成了改革的代名词。其实，改革是一种体制的即制度的变革，同政策的重新选择还不是一回事。但如果没有政策的重新选择，没有“放宽政策”这一招，体制的根本变革是难以想象的。从政策的重新选择着手推进改革开放，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能够比较灵活地寻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这是邓小平同志解决“坚持”与“发展”关系的难题，完成党中央在理论战线的崇高任务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创造。

　　三是制度不变，体制创新。

　　邓小平同志深深地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曲折，遭受的灾难，表现在政策的失误上，根子在体制的弊端上。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避免毛泽东同志晚年那样严重的错误重新发生，推进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已经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3)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他再次明确地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制度是决定因素”(24)。他就是这样，以历史经验为戒鉴，提出了制度即体制改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许多深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在当时表示很不理解，以为这是在搞“非毛化”，否定毛泽东同志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一股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为搞乱、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机会出现了，他们有的公然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到处宣传中国应当实行搞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干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他在1979年3月底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一方面要改革我们的制度，一方面要坚持我们的制度，这两方面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要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并且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纠正；我们搞改革开放，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此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1980年初，他特别强调地指出；“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用，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25)这里所讲的“经济体制”，是一个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概念，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即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具体制度。1980年8月18日，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的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是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26)这里讲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两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是正确的、优越的，是我们的历史选择，也是不可更改的；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它体制，这是各方面的具体制度，其中有不少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以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些基本思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终于形成一个极其重要的共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单地说，就是：制度不变，体制创新。

　　我们可以看到，“坚持原则，丰富内容”，“坚持原则，选择政策”，“制度不变，体制创新”这三个方面一环套一环，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坚持”和“发展”融为一体，推动了理论的创造和发展。而且，这三个方面之间，原则的丰富是理论创造的目的和归宿，政策的选择和体制的创新是基础。这是由虚到实，又由实到虚，即由原则的丰富指导政策的选择，进而来推进体制创新的过程，又由体制的创新完善政策的选择，由政策的选择给四项基本原则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的过程。这个科学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的理论创造过程告诉我们，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任务，不仅提出了要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正确解决“坚持”和“发展”问题的科学思路，而且提出了“原则的丰富”，同“政策的选择”、“体制的创新”相互作用、相互推进这样一个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实实在在的理论创造的操作程序。这是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领导艺术中十分精彩的篇章。

　　注:

　　①《三中全会以来》(上)第12—13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36、39、38、43—44、121、179、149、87，179页。

　　(12)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13)(14)(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67，119页。

　　(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382页。

　　(18)(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8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22)(23)(24)(25)(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150、297、247、327页。

　　(作者为中央宣副校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