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增长的极限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上海如何在新的发展基点上完成经济的结构再造和增长的动力重塑，突破“增长的极限”？2005年12月9日，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科学发展观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专题研讨会，形成了一些战略思考。

　　新的发展观与新的增长动力

　　在研讨中，大家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转变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把结构再造与动力重塑一起考虑。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无论是战略政策设计还是发展思路，根本的出发点必须是科学发展观。中央要求上海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走在全国前列，要在发展模式上率先转变。

　　有学者说，目前，上海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仍然依赖投资、出口拉动，消费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不足，这就必然导致增长动力的结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创新拉动是势所必然，但创新拉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强调“两条腿走路”，实现财富拉动与创新拉动之间的动态平衡。

　　有学者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增长有两大动力：一是体制释放特别是增量体制释放后带来的增长动力；二是投资推动。目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减弱，而且投资的边际效率开始递减，这些都给上海经济增长动力带来了困难。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重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阶段，重工业化与城市化阶段的叠加，使得高成本高投入资源要素的约束性突然增加。现在业已显现出来的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内生性变动，在这种变动中，长江三角洲格局的变动对于上海的经济具有重大影响。上海不仅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发展注入动力，而且必须在致力于城市功能转型中为发展增添动力。

　　转变增长方式的阶段性特点

　　学者们认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应于较为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粗放型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放在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加以考察。

　　有的专家对世界上一些国家转变增长方式的做法作了比较分析，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能高估我国的发展阶段。在这方面，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在1953年-1965年，英国在1970年-1975年，法国在1966年-1972年，日本在1971年-1973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其比较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广泛应用了“基于科学的技术”；培育和发展了自主创新能力；服务业超越工业获得迅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运用等。

　　有的专家提出，中央对上海的发展定位是建设“四个中心”，这是一项国家战略，不可动摇。经济中心应是工业中心与工业基地，不可能抛弃工业化基础。上海既是服务型城市同时又是工业化城市，这是历史因素造成的。上海优先发展服务业肯定是需要的，但同时要辩证看待服务业与工业的关系。上海是由加工型城市转型而来的，制造业这一部分不会马上下降很多。东京的工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下降，工业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与增长极限的战略选择

　　在研讨中，学者们从环境约束的两面性探讨了上海经济的增长极限问题，认为不能把资源环境约束看成是对上海的关键性约束，而是要更多地聚焦城市创新和功能提升，在技术创新上走出一条新路。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是突破增长极限的战略选择。

　　有的学者提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要完善中心城市功能评估体系。对于所有产业来说，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企业和落后的技术，因此，体制创新、技术创新非常关键。也有学者提出，技术创新固然重要，必须形成由政府为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供给与公共知识供给，国企与民营力量共同平等参与，通过市场力量强力推动的创新体系格局。

　　有的学者提出，在重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并存的状况下，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促进城市创新，在城市创新中必须要重点解决城市功能问题。上海“十一五”规划的主线是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必须把握好这一主线，同时还要强调城市之间的国际合作。现在国际城市发展的趋势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城市网络，每一个城市是节点，城市间不仅是竞争关系还需要互相合作。在城市网络中，有些城市是全球城市，集聚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与跨国的服务公司，也在其他城市设置了服务机构。因此，通过城市网络，充分发挥城市与外部联系和合作的国际大都市功能，理应成为上海重要的战略选择。

　　刘世军 李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