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增进公众幸福感

　　邓海建

　　让一个幸福“存款”寥寥或者为零为负数的公民，在2006年的幸福银行里账号殷实，是每个升斗小民最美丽的畅想吧？幸福感这个“社会花边”在岁末年初，丈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当下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主观印象。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常规民意调查显示：有47.6%的被访者在幸福感综合指标中感到非常满意或者满意，较2004年提升了8.7个百分点。

　　幸福是我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或者幸福感就是我们是否被公平公正地置身于这样一种和谐文明有序的社会架构之中：财富品质纯洁、正义畅行无阻、制度救济得力……

　　在我们为公众的幸福感提升欢呼之时，我们有必要冷静下来思考。一般观念认为，增加财富就意味着增加幸福。观照中国经济，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内向的眼光：经济增长是否给民众带来了福利？我们的幸福感在GDP的烟花里灿烂几何快乐几多？

　　这样的追问绝非抹杀盛世华章里的经济图腾，是以更图强更自力的姿态反省我们的经济生活。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幸福，是比什么都强大的财富生产力。传统经济研究不外乎以统计模型或供给和需求曲线，解释国家总体经济发展，但经济学家发现，锁定单一变项，假定人皆理性条件下，却无法解决“人为什么不快乐”这一问题。不解决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单一的GDP或者GNP，都无法圆满回答“发展为了谁”、“谁在发展”的根本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者卡尼曼指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应更多考虑社会福利以及公众的幸福感。因为，GDP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称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更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作为社会个体，老百姓自然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作为一个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然也应该把提升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准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和幸福感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对经济社会“全能选手”的考量，而不仅仅是单项数字的打拼———幸福感这个向度，也许可以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一次通俗化地民间“下凡”。

　　期望2006年民众的幸福感，可以从媒体的“社会花边”成长为责任政府的“主流畅想”，毕竟，增进民众的幸福感，迟早能化作让中国更强大更团结更和谐的不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