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自难忘(图)

　　《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

　　《松花江上》和邵金萍

　　1919年农历五月初三，清晨，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大路上，几个轿夫抬着一乘红色小轿。轿内坐着的新娘子名叫邵金萍。她中等身材，秀气的鹅蛋形脸，亮晶晶的眼睛显得羞涩而迷茫。从这天起，她就是西建阳村一位名叫泉子（张寒晖乳名）的小伙子的妻子了。张寒晖这年17岁，正在保定师范上学。

　　张寒晖家境贫寒，他的母亲去世早，留下张寒晖弟兄五个。父亲张振洲教书养家还得养活年迈的父母。家里半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只好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新婚不久，张寒晖便离开家乡，赴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上学。

　　一天深夜，邵金萍正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吱吱地摇着纺车，忽听急切的叫门声。她开门一看大吃一惊———丈夫张寒晖回来了。但他的满头乌发不见了，光着头，身上连件褂子也没有，脚上的鞋都穿飞了。

　　原来张寒晖在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经常到北大听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讲党课。他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三一八”（1926年3月18日）反对军阀政府的游行。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名单。张寒晖连夜剃光头，逃离北京，一路步行200多公里回到家乡。

　　1933年2月，在家休养的张寒晖接到陕西省教育厅一位朋友的信。朋友邀他去西安工作。他接到信，很想去西安，又怕妻子不愿意。再说家里没有去西安的路费，怎样去呀？邵金萍知道后，回娘家向哥哥借了30元钱。张寒晖接过钱，感动地拉着邵金萍的手连声说：“你真好，娘家哥仗义。”

　　邵金萍又送张寒晖到村头，目送他踏上去西安的路……

　　一年多后的一天夜里，邵金萍又一次开门迎回了张寒晖。

　　这回，张寒晖正病着。他的身子更瘦了，头发长长的，时值隆冬，他还没穿棉裤，冻得瑟瑟发抖。原来张寒晖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他组织成立了西安早期话剧团体“民众剧社”，演戏、办刊物，工作十分出色。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只好回到家乡。

　　邵金萍见张寒晖的惨状，心疼得直掉泪。她连夜为张寒晖缝制了一条棉裤。

　　张寒晖的病一好转，便又到定县东关的军营去教唱歌。这军营是“九一八”后从东北撤进关的东北军53军的一个营。张寒晖奉命在营里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邵金萍不放心他的身体，见他执意要去，便陪着他一同前往。

　　在军营里，53军官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张寒晖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军营回来的路上，他们看见一位妇女在新坟上烧纸，号哭失去的亲人，哭声凄绝，景况悲凉。心地善良的邵金萍不禁眼圈湿红，泪流满面……

　　1936年夏天，邵金萍一手领着儿子林阁，一手拉着女儿艳亭，再次将张寒晖送上了路。

　　张寒晖再次去西安，以第二中学教员的身份开展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在西安的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了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

　　“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孙志远对张寒晖说。

　　张寒晖早有此想法。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歌词写出来后，用什么音乐素材呢？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尤其是家乡女人哭坟时悲痛欲绝的声音……《松花江上》创作出来了，这首歌曲一产生就不翼而飞，迅速流传。

　　《军民大生产》和刘芳

　　不久，张寒晖来到西安的竞存学校任教。

　　竞存学校有一位女学生，名叫刘芳。张寒晖发现，这位女生性格爽朗泼辣。她常常随学校到处做抗日宣传，不惧颠沛之苦，每到一地，都抢着收拾破庙旧屋做校舍。

　　张寒晖教完音乐课还教语文。条件很艰苦，他常常在屋子里铺一层麦草，既做教室，又当宿舍。数九隆冬，大雪纷飞，夜深了，他还坐在麦草上，两腿架块木板低头凝神给学生批改作文，阵阵夜风侵袭，他不时咳嗽着，刘芳看在眼里，心里不时泛起涟漪……

　　一次在晚会上，张寒晖指挥同学们唱《松花江上》，刘芳看张寒晖的眼里噙着泪花，文静清癯的脸上洋溢着无限悲愤，歌声如泣如诉，刘芳也抑制不住自己，泪如泉涌……

　　这时，刘芳听同学说《松花江上》是张寒晖写的。哦！姑娘惊奇地瞪大眼睛，脸上荡起欣喜的表情———怪不得张老师指挥得那么动情！一曲《松花江上》，深深镌刻在刘芳心上。

　　1941年8月，张寒晖接到陕西省委通知，组织上将派交通员接应他进入陕甘宁边区。同时告诉他，要秘密离开，可带上一两位进步而思想比较成熟的学生一起入边区。

　　带上谁呢？张寒晖考虑了很久。他想起了刘芳和另一位女生。他找到她们，讲了去边区的事。当时，她俩都非常高兴。但另外那位女同学家里不同意。刘芳却干干脆脆地对张寒晖说：“张老师，我早盼望着这一天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你说走，我就走！”

　　就这样，刘芳随张寒晖到了陕西省委所在地———照金，搞剧团工作。他们一起演出，一起学习秦腔等地方戏。时间不长，张寒晖又开始创办造纸厂。他不顾自己羸弱的身子，拼命工作；刘芳则关照着张寒晖的生活……

　　此时，张寒晖和邵金萍断绝了音信。张寒晖后来听说，华北日军在家乡多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家乡是“抬头见炮楼，无村不戴孝”，邵金萍生死不明，他的心情十分忧郁。此时在和刘芳的接触中，他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慰藉。1942年春，延安文化协会几次给陕西省委电文邀请张寒晖到延安工作。这时，张寒晖和刘芳结合了，两人婚后奔向了延安。

　　然而，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使张寒晖深受其害。张寒晖曾接受地下党指示，参加东北军，现在成了他的罪名。他那首《松花江上》被说成是“哭哭啼啼瓦解革命斗志”。他想不通，刘芳陪伴他“闭门思过”。张寒晖像一只遇上风浪的航船，刘芳竭尽全力做船上的帆，两人合力顶住风浪，不使航船沉没……

　　幸而张寒晖很快得到平反，重新投入到工作中。时值边区大生产运动，火热的生活鼓舞着张寒晖。经过多次民间采风，他用陇东民歌曲调创作了风靡一时的《军民大生产》。

　　刘芳和张寒晖的儿子小玉林这时刚刚3岁，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张寒晖根本没时间顾家。刘芳就想方设法、竭尽全力照顾丈夫。但长期的艰苦工作，使张寒晖积劳成疾。1946年3月11日，年仅44岁的张寒晖离开了人世。

　　邵金萍与刘芳

　　1951年麦收前，邵金萍家里住进了几位西北文联的客人。西建阳村有位叫张玉璞的人，办的农业互助组在全国出了名，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参观。西北文联的这几位同志也是来参观的，被村里安排住在邵金萍家。

　　听说客人是从西安来的，邵金萍心里咯噔一下，急忙问：“我跟你们打听个人，知道吗？”“谁？”“张寒晖。”“知道啊！我们在延安时，住上下层窑洞，还在锅里搅过马勺呢！”他们回答完邵金萍的话，感到很惊奇，问邵金萍：“大嫂，张寒晖是东北人，你怎么认识他？”原来他们一直以为张寒晖是东北人。“张寒晖不是东北人，他就是这村的。”西北文联的同志一听，更是一惊：“他家在哪儿？大嫂，快领我们去看看。”“你们眼下住的，就是张寒晖家。”邵金萍望着客人们疑惑的神情，回屋拿出张寒晖的照片，对客人们说：“你们看，是不是这个张寒晖？”

　　一看照片，西北文联的同志们都惊呆了———照片上的人正是张寒晖呀！

　　这样，邵金萍才知道张寒晖已去世。

　　西北文联的同志回到西安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刘芳。

　　刘芳在和张寒晖结婚前，曾听张寒晖说过家乡的情况。两人商量，只要一解放，立即回家乡探明究竟。可张寒晖没能等到这一天。听西北文联的同志一说，刘芳立即想去定县西建阳，可这时她接到赴朝鲜的任务，只好写了封信寄往西建阳询问情况，并请邵金萍到西安来。

　　过了第二年春节，正月初九，邵金萍带着12岁的孙子张满囤坐火车到了西安。此时刘芳还没回来，邵金萍被安排住在西北文联院里。第3天，刘芳从朝鲜回来了，立即提着水果罐头赶到邵金萍的住处，一见面紧紧拉着邵金萍的手，连声说：“大姐，我来迟了，来迟了……”

　　张寒晖和邵金萍断绝音信后，邵金萍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儿子林阁18岁时被日本人抓去了北京，要50元钱才能赎回。邵金萍四处奔波，好不容易凑足钱赎出了遍体鳞伤的儿子。留在家中的女儿艳亭日夜牵挂着娘，又惦念着哥，还要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忧愁加惊吓，使她病倒了，不到半年，便离开了人世。而林阁24岁时参加了区小队，解放战争中，他在攻打定县北门时不幸牺牲。不久，儿媳也病故，给邵金萍留下了6岁的孙子和4岁的孙女……

　　而在张寒晖逝世后，刘芳也默默忍受着心灵的痛苦，一个人抚养着儿子玉林。她随陕甘宁边区政府去子洲、绥德一带工作时，将小玉林交中央保育院抚育。1947年3月，胡宗南集结16个旅23万人的兵力向延安进犯，中央保育院撤离延安，4岁的小玉林患猩红热死去……

　　刘芳得知邵金萍拉扯着孙子、孙女，生活较困难，于是给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反映情况。胡耀邦给邵金萍所在的地方政府写信关照邵金萍，并寄去了300元钱。

　　此后，刘芳和邵金萍就像分居两地的家人一样相互往来，亲密无间。文/谢美生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