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乔新生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前，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不少公民在探讨这两个案件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死刑问题。他们认为，受贿巨额如此巨大，社会影响如此恶劣，如果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么，中国的死刑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其实，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判决早露端倪。有学者指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目的就在于严格控制死刑案件的数量。更有学者直言不讳，认为其目的就在于从司法实践上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判决。
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大约有68个死刑罪名。其中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涉及到死刑罪名16个。如果能够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制度，那么，中国的死刑大约要减少四分之一。
实际上，法律上的死刑制度和司法实践上的死刑判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许多国家法律上都保留死刑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判决很少发生。这样做并不是违反法律的规定，而是国家赋予了司法机构和司法官员自由裁量权。在我国刑法同样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涉及到的68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中，量刑幅度都比较大，法官完全可以依法自由裁量。
但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我国经济犯罪被告人往往是政府官员，如果在经济犯罪中取消死刑判决，那就意味着政府官员不需要接受死刑这种最严厉的刑事处罚。表面上的平等变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从理论上来说，取消经济领域中的死刑判决，有利于保护人权，结果却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在老百姓看来，如果不将贪官污吏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些贪官污吏可能就会保外就医，走出监狱，过上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讨论死刑制度的时候，一定要从法条中抬起头来，追求死刑制度背后的终极关怀问题。
由此，在讨论死刑制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判处死刑与保护人权之间关系问题，注意被告人人权与受害人人权的平衡问题；其次，必须充分注意法律上死刑规定与死刑判决的关系问题，既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防止在死刑判决中出现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第三，在刑罚体系中，要注意不同类别的罪名死刑分布状况，防止出现刑罚体系中畸轻畸重的现象；第四，在减少死刑判决之后，必须充分注意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执行问题，防止执行机构滥用权力，导致罪犯逃避刑罚；第五，必须充分注意专家立法、国际趋势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防止脱离中国实际，讨论死刑存废问题。
我们可以呼吁废除或者减少死刑，但是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刑罚的平衡问题，千万不能“厚此薄彼”。
